My daily life

Wednesday, September 19, 2012

烤神仙--蔡怡

我坐在父親的病床邊,撫摸著他那雙白皙不見經絡,但布滿老人斑的雙手,細細端詳著他插著鼻胃管、氧氣管一直昏睡不醒的臉孔。病房裡的空氣凝滯不前,就像父親的生命一般凝滯著,時間被鎖在過去與未來的縫隙,也停滯不動了。為了找一個出口,抑或製造一點看得見或看不見的流動,我輕輕哼起〈奇異恩典〉,這是當年他和母親「謝飯」的曲子。那時我剛退出職場,經常帶著一抹驕陽與幾碟他們愛吃的小菜,與他們共進午餐。進食前,他們先閉目唱歌,以代替低頭禱告,謙卑地唱出凡塵對神的仰賴與感恩。母親在世時,因她一貫的強勢,我心目中的父親是個沉默寡言,永遠陪著笑臉、沒有自我、沒有聲音的影子。但母親往生後,我和先生把父親接到家裡來照顧,這才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父親──愛講故事的父親。
不過父親講的故事年代,隨著時日往前移,逐步以倒退方式進行。五年前的夏日,在樹梢第一聲蟬鳴中,他愛講十六歲時因為抗日戰爭而離開農村,跟著學校看遍大江南北,由中學念到大學的輝煌歲月;這同時也是造成他永別家鄉父母,一生無法團圓,讓他痛得刺骨椎心的烽火歲月。這段父親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轉折,居然沒多久就在他腦細胞的逐一死亡下,幾經翻騰,徹底消失了。接下來,他就只記得十歲在老家西門外的棗樹園裡抓「神仙」,拿回家烤著吃、燒著吃的歡欣。我問他什麼是神仙。他很訝異的回答:「神仙就是蟬的幼蟲,你都不懂嗎?」從來不知道老家有果園的我,好奇的追問:「棗園有多大啊?」「有三行,每行有六棵棗樹,夏天傍晚時分,油滋滋的神仙就都從土裡爬到樹幹上。我眼尖,一次能抓上十幾條。」我隨著父親精采的描述,想像包覆在土裡,度過漫長歲月的神仙,還沒有掙開牠的殼,在耐心等待雷的啟示或節氣的更換。黑暗中,悠悠的,牠終於聽到屬於牠的呼喚,於是從較鬆軟的地洞冒出頭來,緩慢爬上棗樹幹,用如針般的嘴刺,汲取清新可口的綠樹汁;牠聽到孩童的嬉鬧聲,想與他們共戲,沒料到自己尚未羽化的身軀,會成為布施的祭品;我那才十歲左右的父親,萬分欣喜的找到眾神賜下的補養品,從地上、從樹上,一一捉住牠們,高興的跑回廚房裡生著柴火的爐灶邊,擠在正忙著蒸紅棗發糕的奶奶身旁,烤神仙。
那股油香味,在蒸氣氤氳的廚房裡盤旋迴轉,久久不散。不知道父親烤的是神仙?還是人間煙火?接著,父親退化成了七歲小孩,在土造的城牆上跟著打更的人巡邏,他不怕摔,因為城牆有一米多寬;他還在家門口供牲口喝水的大水塘裡游泳。我問:「誰教你游泳啊?」「哪還用教?看看人家怎麼游,不就會了嗎?」游泳有這麼簡單嗎?我打開記憶之窗,依稀看見多少年前,在東港大鵬灣泳池邊的情景,父親耐心的教我:「雙手往前推,雙腳趕快配合往後踢,蛙式就是這麼簡單。」夕陽餘暉讓泳池的水面閃著粼粼金光,映照著父親那張年輕英俊的臉龐,我摟著他的脖子撒嬌的說:「我就是學不會嘛,再教我一次。」
父親說故事有固定的模式,說完了夏天在「大坑」裡游泳,接著他一定會說:「大坑冬天水結冰後,可以在上面打滑。」我聽不懂他的土話打滑,讓他愣了好一會兒,然後結結巴巴、比手畫腳的解釋:「就是跑──跑──跑──,ㄘ──ㄘ──ㄘ──」父親的一生似乎也就這樣從大坑的冰面上,ㄘ──的一聲快速溜滑了過去,了無痕跡。當烤神仙、溜冰等回憶也從他的記憶體整個刪除之後,他愛談論去他姥姥家快樂過年的歲月。他說姥姥家可大了,占了整個張家村子的一半,「我有六個舅舅啊!」爸爸一再反覆地說,就怕我不懂擁有六個舅舅的幸福,臉上露出三歲娃娃才有的天真與歡愉,我猜父親去他姥姥家過年的時候,只有三、四歲吧。於是,我倆開始用娃娃音說娃娃話,像是一對姊弟,一對說好不拆穿彼此謊言的我們,敲打桌子,學公雞叫,還一起咿咿啞啞的哼兒歌,那「胡說話、話說胡」的〈顛倒歌〉就是我跟父親的最愛。「張三吃了李四飽,撐得王五沿街跑……」我背得滾瓜爛熟,因為三歲時就常被父母推到叔叔、阿姨跟前炫耀展演。時光流轉,教會我、炫耀我的父親老矣,輪到我唱〈顛倒歌〉給父親聽。歌名依稀就是一種古老預言?早早預言了天下人父與人子的關係,行到最後,終將顛倒?一年多前,父親成了不到一歲的小嬰兒:不會走路,我請他坐輪椅,他先摸摸上衣口袋,怯生生的問我:「坐這車子要花錢嗎?」他大小便失禁,但不肯穿尿布,我哄著他說:「這是今年最新款的內褲,好漂亮啊。」他堅稱自己不餓、不肯吃飯來遮掩忘記如何夾菜的窘境,我買牛肉大餅、菜肉包放在他眼前,然後躲在門後,偷偷看他用兩手抓著食物大口大口咬著吃,好香、好滿足的模樣。隨著他靈魂的遠去,他對我的稱呼也由五年前「親愛的女兒」變成「大姊」、「媽媽」。想必他的眼神早已穿透我的軀體,望著不同時空裡,他至親,但十六歲之後就無緣相聚的姊姊;以及他至愛,但卻終生未能盡孝的母親。那個到了晚年,天天拿個小板凳坐在村莊門口,來回張望的母親?那個企盼嬌兒騎著農村還很少見的單車像風一樣停在她面前說「娘,我下學了」的母親?那個終其一生,未能等到大時代捉弄的獨生子回鄉、含恨而去的母親?最後,父親在病魔肆虐下只能困惑的、冷漠的望著完全陌生的我。如今,躺在病床上的他,因為心肺衰竭,更成了洗去所有印記,沒有任何反應的一張白紙,在他那張白紙上,我最後曾經被寫下的任何一種身分,都讓我悲傷惆悵。
我一遍又一遍地吟唱〈奇異恩典〉,並咀嚼醫生的叮囑:「老先生就剩今晚了……」面對生死拔河,我卑微無奈,只能就著病房黯淡的白色燈光,貪戀的看著他即將走入生命終點卻依舊清秀的臉龐,上面刻著的不是歲月的痕跡,而是一條條愛的紋路與我倆今世不捨的情緣……玉罈子上嵌著父親八十歲生日時還神采奕奕的照片,我和家人把它安放於母親身邊的空格子裡,深深跪拜後,我決心追隨他的魂夢,造訪他生前反覆勾勒、多年想回卻一直回不去的老家,去體驗他的痛,去觸摸他永遠觸摸不到的鄉情。
到了許家莊,我找不到可以打更的城牆,西門自是不見影蹤;棗樹已被砍光,而「神仙」都長了翅膀飛走了;我踩在種著大片棉花已不再屬於我們的農地,空想當年父親幫爺爺收割小麥的情景……三合院門外的「大坑」已乾涸見底了,沒有牲口飲水,沒有小孩游泳;冬天,想當然也不能溜冰打滑了……我急著按下相機的快門,但再快,也無法捕捉父親兒時的村落樣貌,它已自人間消失;父親最愛炫耀的「用紅磚打造,有十個人住」的祖厝,只剩斷垣頹舍,黃花滿牆,爭著在夕陽微風中,悲切地訴說屋主的故事。原來,父親把栽植在他生命裡最珍貴、最美麗的人生記憶,從十六歲到三歲,用倒述的方式託付給我了。這是他生前給我的最後一筆愛的餽贈。我站在祖厝及膝的荒草前,側耳聆聽大地的聲音,有野雁聒噪橫空而過,有秋蟬最後的嘶喊。迎著晚風,我深深的吸口氣,想聞出當年廚房爐灶邊父親烤神仙的油香味,但它依風遠遁,去到一個我進不了的世界。父親如神仙,等到了大地的召喚,掙脫了他的殼,快樂羽化在那兒的棗樹邊。神仙應不再被烤了……

Sunday, September 16, 2012

余秋雨:門孔

一直到今天,謝晉的小兒子阿四,還不知道“死亡”是什麼。大家覺得,這次該讓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麼解釋,他誠實的眼神告訴你,他還是不知道。十幾年前,同樣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這位小哥到哪裡去了,爸爸對大家說,別給阿四解釋死亡;兩個月前,阿四的大哥謝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爸爸對大家說,別給阿四解釋死亡;現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家裡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歲的媽媽,阿四已經不想聽解釋。誰解釋,就是誰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著走,去找。 阿三還在的時候,謝晉對我說:“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門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門,他就離不開門了,分分秒秒等我回來。”謝晉說的門孔,俗稱“貓眼”,誰都知道是大門中央張望外面的世界的一個小裝置。平日聽到敲門或電鈴,先在這裡看一眼,認出是誰,再決定開門還是不開門。但對阿三來說,這個閃著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種永遠的等待。他不允許自己有一絲一毫的鬆懈,因為爸爸每時每刻都可能會在那裡出現,他不能漏掉第一時間。除了睡覺、吃飯,他都在那裡看。雙腳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脫落了,他都沒有撤退。爸爸在外面做什麼?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一次,謝晉與我長談,說起在封閉的時代要在電影中加入一點人性的光亮是多麼不容易。我突然產生聯想,說:“謝導,你就是阿三!”“什麼?”他奇怪地看著我。我說:“你就像你家阿三,在關閉著的大門上找到一個孔,便目不轉睛地盯著,看亮光,等親情,除了睡覺、吃飯,你都沒有放過。”他聽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著我,不說話。我又說:“你的門孔,也成了全國觀眾的門孔。不管什麼時節,一個玻璃亮眼,大家從那裡看到了很多風景,很多人性。你的優點也與阿三一樣,那就是無休無止地堅持。” 謝晉在六十歲的時候對我說:“現在,我總算和全國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時,文革結束不久。“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馬人》、《天雲山傳奇》、《芙蓉鎮》、《清涼寺的鐘聲》、《高山下的花環》、《最後的貴族》、《鴉片戰爭》……那麼,他的藝術歷程也就大致可以分為兩段,前一段為探尋期,後一段為成熟期。探尋期更多地依附於時代,成熟期更多地依附於人性。那些年的謝晉,大作品一部接著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謂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雲蒸霞蔚。當代年輕的電影藝術家即便有再高的成就也不能輕忽“謝晉”這兩個字,因為進入今天這個制高點的那條崎嶇山路,是他跌跌絆絆走下來的。年輕藝術家的長輩 和 老師,都從他那裡汲取過美,並構成遺傳。在這個意義上,謝晉不朽。 我一直有一個錯誤的想法,覺得拍電影是一個力氣活,謝晉已經年邁,不必站在第一線上了。我提議他在拍完《芙蓉鎮》後就可以收山,然後以自己的信譽、影響和經驗,辦一個電影公司,再建一個影視學院。簡單說來,讓他從一個電影導演變成一個“電影導師”。有這個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個人。有一次,他跨著大步走在火車站的月臺上,不知怎麼突然踉蹌了。他想擺脫踉蹌,掙扎了一下,誰知更是朝前一衝,被人扶住,臉色發青。這讓人們突然想起他的皮夾克、紅圍巾所包裹著的年齡。不久後一次吃飯,我又委婉地說起了老話題。 他知道月臺上的踉蹌被我們看到了,因此也知道我說這些話的原因。他朝我舉起酒杯,我以為他要用乾杯的方式來接受我的建議,沒想到他對我說:“秋雨,你知道什麼樣的人是真正善飲的嗎?我告訴你,第一,端杯穩;第二,雙眉平;第三,下口深。”說著,他又穩又平又深地一連喝了好幾杯。是在證明自己的酒量嗎?不,我覺得其中似乎又包含著某種宣示。即使毫無宣示的意思,那麼,只要他拿起酒杯,便立即顯得大氣磅?,說什麼都難以反駁。 他在中國創建了一個獨立而龐大的藝術世界,但回到家,卻是一個常人無法想像的天地。他與夫人 徐大雯 女士生了四個小孩,腦子正常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謝衍。謝衍的兩個弟弟就是前面所說的老三和老四,都嚴重弱智,而姐姐的情況也不好。這四個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這十年間。當時的社會,還很難找到輔導弱智兒童的專業學校,一切麻煩都堆在一門之內。家境極不寬裕,工作極其繁忙,這個門內天天在發生什麼?只有天知道。我們如果把這樣一個家庭背景與謝晉的那麼多電影聯繫在一起,真會產生一種匪夷所思的感覺。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憊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門的圖像,不能不讓人一次次落淚。落淚,不是出於一種同情,而是為了一種偉大。一個錯亂的精神漩渦,能夠伸發出偉大的精神力量嗎?謝晉作出了回答,而全國的電影觀眾都在點頭。我覺得,這種情景,在整個人類藝術史上都難於重見。謝晉親手把錯亂的精神漩渦,築成了人道主義的聖殿。我曾多次在他家裡吃飯,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圍著白圍單、手握著鍋鏟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萊塢明星、法國大導演、日本製作人,但最後謝晉總會搓搓手,通過翻譯介紹自己兩個兒子的特殊情況,然後隆重請出。這種毫不掩飾的坦蕩,曾讓我百脈俱開。在客人面前,弱智兒子的每一個笑容和動作,在謝晉看來就是人類最本原的可愛造型,因此滿眼是欣賞的光彩。他把這種光彩,帶給了整個門庭,也帶給了所有的客人。他有時也會帶著兒子出行。我聽謝晉電影公司總經理 張惠芳 女士說,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輛麵包車,路上要好幾個小時,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謝晉過一會兒就要回過頭來問:“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嗎?”“阿四要不要睡一會兒?”……每次回頭,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家後代唯一的正常人,那個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兒子謝衍,竟先他而去。謝衍太知道父母親的生活重壓,一直瞞著自己的病情,不讓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後穿上一套乾淨的衣服,去了醫院,再也沒有出來。他懇求周圍的人,千萬不要讓爸爸、媽媽到醫院來。他說,爸爸太出名,一來就會引動媒體,而自己現在的形象又會使爸爸、媽媽傷心。他一直念叨著:“不要來,千萬不要來,不要讓他們來……”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圍的人說,現在一定要讓你爸爸、媽媽來了。這次,他沒有說話。謝晉一直以為兒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經那麼嚴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對話的兒子,已經不成樣子。他像一尊突然被風乾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謝衍吃力地對他說:“爸爸,我給您添麻煩了!”他顫聲地說:“我們治療,孩子,不要緊,我們治療……”從這天起,他天天 都陪著 夫人去醫院。獨身的謝衍已經五十九歲,現在卻每天在老人趕到前不斷問:“爸爸怎麼還不來?媽媽怎麼還不來?爸爸怎麼還不來?”那天,他實在太痛了,要求打嗎啡,但醫生有猶豫,幸好有慈濟功德會的志工來唱佛曲,他平靜了。謝晉和夫人陪在兒子身邊,那夜幾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員怕這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撐不住,力勸他們暫時回家休息。但是,兩位老人的車還沒有到家,謝衍就去世了。謝衍是二00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下葬的。第二天, 九月二十四日 ,杭州的朋友就邀請謝晉去散散心,住多久都可以。接待他的,是一位也剛剛喪子的傑出男子,叫葉明。兩人一見面就抱住了,嚎啕大哭。他們兩人,前些天都為自己的兒子哭過無數次,但還要找一個機會,不刺激妻子,不為難下屬,抱住一個人,一個經得起用力抱的人,痛快淋漓、迴腸盪氣地哭一哭。那天謝晉導演的哭聲,像虎嘯,像狼嚎,像龍吟,像獅吼,把他以前拍過的那麼多電影裡的哭,全都收納了,又全都釋放了。那天,秋風起于杭州,連西湖都在嗚咽。他並沒有在杭州住長,很快又回到了上海。這幾天他很少說話,眼睛直直地看著前方。有時也翻書報,卻是亂翻,沒有一個字入眼。突然電話鈴響了,是家鄉上虞的母校春暉中學打來的,說有一個紀念活動要讓他出席,有車來接。他一生,每遇危難總會想念家鄉。今天,故鄉故宅又有召喚,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春暉中學的紀念活動第二天才開,這天晚上他在旅館吃了點冷餐,倒頭便睡。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個人回來。他是朝左側睡的,再也沒有醒來。這天是二00八年十月十八日,離他八十五歲生日,還有一個月零三天。 他老家的屋裡,有我題寫的四個字:“東山謝氏”。那是幾年前的一天,他突然來到我家,要我寫這幾個字。他說,已經請幾位老一代書法大家寫過,希望能增加我寫的一份。東山謝氏?好生了得!我看著他,抱歉地想,認識了他那麼多年,也知道他是紹興上虞人,卻沒有把他的姓氏與那個遙遠而輝煌的門庭聯繫起來。他的遠祖,是西元四世紀那位打了“淝水之戰”的東晉宰相謝安。這仗,是和侄子謝玄一起打的。而謝玄的孫子,便是中國山水詩的鼻祖謝靈運。謝安本來是隱居會稽東山的,經常與大書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詩,他的侄女謝道蘊也嫁給了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而才學又遠超丈夫。謝安後來因形勢所迫再度做官,這使中國有了一個“東山再起”的成語。正因為這一切,我寫“東山謝氏”這四個字時非常恭敬,一連寫了好多幅,最後挑出一張,送去。謝家,竟然自東晉、南朝至今,就一直定居在東山腳下?別的不說,光那股積累了一千六百年的氣,已經非比尋常。謝晉對此極為在意,卻又不對外說。他在意的,是這山、這村、這屋、這姓、這氣。但這一切都是秘密的,只是為了要我寫字才說,說過一次再也不說。我想,就憑著這種無以言表的深層皈依,他會一個人回去,在一大批莊嚴的遠祖面前,劃上人生的句號。 八此刻,他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臟問題,住進了醫院。阿四不像阿三那樣成天在門孔裡觀看。他幾十年如一日的任務是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門了,他把包遞給爸爸,並把爸爸換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來,他接過包,再遞上拖鞋。好幾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裡去了?他有點奇怪,卻在耐心等待。突然來了很多人,在家裡擺了一排排白色的花。白色的花越來越多,家裡放滿了。他從門孔裡往外一看,還有人送來。阿四穿行在白花間,突然發現,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彎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門邊。這個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個人,還有一雙鞋。(2009年1期《收穫》)

Tuesday, September 04, 2012

樞機主教走在碎石路上 - 【施明德】


 
 
 

 
「爸爸,有個很不好的消息。」822日下午七點許,嘉君放下電話,神情凝重地說。
「什麼事?」「樞機主教剛剛走了。」心,沉了下去。得了肺腺癌多年,會走是早晚的事;其實,人都會走的,這是自然律。沒有人能夠避免。何況,主教已九十高齡,蒙主寵召,算是恩典了。只是乍聽到訊息,心中仍有悲愴和遺憾,還有不捨。
才只是七天前的下午一點多。我帶著兩個女兒小板和笳笳到中山堂作戶外教學,和蔡明亮導演談完後,我突然心血來潮,很想帶兩個女兒去探望兩年多未見的樞機主教。父女相差五十幾歲,這幾年女兒稍稍懂得生死,小孩心中似乎有了壓力和不安,會在不自覺中流露出珍惜和爸爸相處的分秒。我也常常會給她們生命教育。單主教對死生的態度是一個很美的活教材。讓孩子見見主教,沐浴在主教的薰陶下,是在家自學的她們倆最好的課程之一。
我當下親自撥了電話到高雄主教公館找樞機主教。一位外籍神父知道我是誰,立刻告訴我樞機主教已出院,現住輔仁大學神學院。那位神父給了我電話,我立刻撥通了電話,樞機主教親自接了電話。「明德,好久不見了,你身體還好嗎?」聲音已經有點微弱,但仍然語音清晰、親切。一位罹癌多年的長者,竟然先關切起我的健康。我告訴他狀況。並表示希望帶兩個女兒去謁見主教。樞機一口答應。喬什麼時間合適。樞機竟說,先看我合適的時間來喬定。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那就今天下午五點好嗎?」「好。只是我已經很虛弱了,醫生不准我太費精神。」最後時刻了,還願意把愛散播出去,我好感動。兩個女兒更是期待,這是她們有生第一次要拜見主教。算算時間,還有兩個多小時,可以驅車到輔大,這時我突然想到應該帶正在法院開庭的嘉君一起去。在等待的時間,我打電話給攝影家老友郭英聲,英聲卻熱情地盼望我帶孩子去參觀他的展覽,盛情下,我們去了中山北路六段。
惱人的訴訟 延誤再相見
嘉君的電話一直不通,這幾年來惱人的官司,都是嘉君出庭處理。紅衫軍之後,一大批阿扁們對我極盡誹謗、侮辱的能事,比起三十年反獨裁的美麗島時代更加惡毒。蔣家時代雖然也對我作各式各樣的侮蔑、醜化,但,還不敢採用「中國文革式」的弒父行徑。阿扁及阿扁們對我則是無所不用其極,全面潑糞。有些誹謗,只是令我很氣;有些則令我很慟!但,為了捍衛人格尊嚴,不得不戰。老兵可以戰死沙場,不可以被悶死在政治糞坑裡!
當天嘉君出庭的案件,就是幾個前立委,扭曲真相,誣蔑我「拋妻棄女」。他們明明知道三十幾年前,我還在獄中時,「前女友」(自稱「前妻」)陳麗珠女士就移情別戀,和蔡寬裕(前政治犯)同居生子,迄今他們生的三個子女都已三十幾歲了。自那時起,陳麗珠和施雪蕙、施珮君母女,在我美麗島時代坐牢時就完全不來探監。這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庭悲劇,永遠的慟。紅衫軍時,陳水扁竟用「國務機要費」收買陳麗珠母女出來羞侮我,還惡心地說,迄今還愛我!讓社會以為我是「陳世美」!我控告那些立委,陳麗珠母女還出庭作偽證。天理何在。那天,等到四點,嘉君仍在庭上,不能接電話。我只好打電話給樞機主教,並報告原由。「明德,你一生為信仰已受了太多苦,太多委屈了,天主都知道。你不要太難過。我會為你祈禱。」主教微弱語音又是充滿慈祥的撫慰。我說,今天不能去了,「明天下午三點來看主教好嗎?」「好,那就明天下午見。」主教還親口指導車如何從校門口轉到神學院。
學習耶穌的行止
和樞機主教認識、交往已二十幾年了。第一次見到樞機主教,是在1986年。那是我正為爭取台灣自由,抗議蔣經國政權派人到美國暗殺異議分子江南,正作無限期絕食,被移囚三軍總醫院每天強制灌食兩次的時候。那時,國際有各種傳言,關切之聲從東西、南北半球紛紛傳來。「國際特赦組織」和羅馬教廷更是關懷備至。有一天,輔仁大學訓導長洪山川神父,現在已被晉任「台北總主教」,陪著當時還是「高雄總主教」的單國璽主教,到三軍總醫院探視,並轉達羅馬教皇的關懷之意。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單主教。我出生在台灣最悠久的天主教家庭。自幼和神父、修女常常往來。小學以前,有幾年我還很認真地想長大後當神父,侍奉天主。作為一個基督徒,「敬神愛人」是我一生追求台灣自由、反獨裁和反貪腐的奮鬥旅程中,永遠高舉的明燈。那時,還在蔣家獨裁政權統治下,各行各業都臣服在蔣家教條下。連宗教界也不例外。當年的樞機主教于斌還兼任國大代表。見了面,單主教傳達教廷的關懷,了解我的健康狀況後,也觸及到使我坐牢的美麗島事件。單主教說了些,爭取自由、人權是對的,但是不應該採取群眾大會和遊行作手段,那會影響社會安寧,國家安全。這是那個時代,蔣政權的制式說法。「主教,我們美麗島人所採取的宣傳信仰和理念的方式,和當年耶穌一樣。」聽到我把美麗島事件比作耶穌傳福音,單主教和洪神父表情都有點驚異和肅穆。
「怎麼說?」主教問。「耶穌在曠野對五千信徒布道,用神蹟以二條魚、五塊麵包餵飽他們,那就是群眾大會。耶穌帶著使徒走進耶路撒冷,還有群眾跟隨,那就是遊行。耶穌在羅馬帝國的禁令下,就是常常舉行這類群眾大會和遊行,《新約福音》裡多處記載。我不過是學耶穌的榜樣而已。」兩位神職人員聽了我的說法,神情更複雜,好像很意外會從一個叛亂犯口中聽到這種比喻。他們也許沒有想過,當年耶穌基督也是被視為叛亂犯、造反者,終於被釘上十字架。但,很快單主教就微笑地說如下的話,來打破尷尬:「哦,你對《聖經》還滿熟的。」場面輕鬆了起來,不再談這個話題。這段往事,後來樞機主教和洪神父在還有別人在場時都引述過。解除戒嚴後,錫安山新約教會去探監,我也用這個觀點,告訴洪以利亞弟兄。新約教會迄今,仍是我最景仰、佩服的基督徒。他們不畏強權,敢於為信仰奉獻生命,很了不起!願上帝賜福他們。哈利路亞!
窮人的葬禮
這二十餘年來,和單主教見面已不知有多少次。有時我約他;有時,他會主動找我。他主動找我時,都是主教認為我孤單無援,或我病變讓他知道時。每一次,主教都像一位慈祥的長者,給人啟示、安詳和反省力。這幾年,樞機主教在罹癌後的見證歷程,像赤腳走在碎石路上,常會留下微微血跡,給生命、給死生作了最動人的詮釋。單主教已經超越宗教家的角色,他像一位阿公,給人鼓舞,給人信心,給人篤定,像一尊巨大雕像,教人情不自禁地仰望。他不僅是樞機主教,亦是「台灣阿公」!十年前,余紀忠先生往生時,我在余先生的紀念會上致詞。我說,像余先生這種典範,放在家祠太冷清,放在忠烈祠又太血腥,台灣應該創設一個「台灣感念祠」,像巴黎的「萬神廟」,來追思幾百年來曾在這塊土地留下真善美的痕跡和芳香的各類先賢,包括像文學家、畫家、音樂家、哲學家、詩人……不論其膚色、種族、性別。單主教被尊稱為「台灣第一位樞機主教」,他一生的嘉言懿行將永遠溢滿台灣大地,成為典範。單樞機主教蒙主恩召,讓我再一次想到「台灣感念祠」。單主教的靈魂回到天家,一生行誼應成為台灣人的共同資產。他的遺願「窮人的葬禮」,何其富可敵國!比起台灣多少炫耀其財富,引人側目的富豪,單主教讓人又聯想到「窮到只剩下金錢」的諷刺。
人,不會永遠有個明天
817日下午兩點,在相約要到輔大神學院探望主教,正要發動車子,嘉君接到神學院來電,告知單主教人有點不舒服,救護車剛把樞機主教接到耕莘醫院。我們問院方是否可以到醫院探望。神學院說,現在不妥吧,要先搶救,等段時間,方便探望時,會先通知我們。
忐忑的日子裡,終於聽到主教在人世間的任務已告終了…… 晚上,小板和笳笳邊看電視,邊向我抱怨 「那天已約好下午五點去看樞機主教,爸爸你不應該改期!你害我們永遠看不到活著的單主教!我們會一輩子缺憾!」人生無常。人,不會永遠有個明天。緊握當下,做該做的事吧。單主教,無意中,您已給我的孩子們上了很重要的一課了,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