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門孔

一直到今天，謝晉的小兒子阿四，還不知道“死亡”是什麼。大家覺得，這次該讓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麼解釋，他誠實的眼神告訴你，他還是不知道。十幾年前，同樣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這位小哥到哪裡去了，爸爸對大家說，別給阿四解釋死亡；兩個月前，阿四的大哥謝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爸爸對大家說，別給阿四解釋死亡；現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家裡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歲的媽媽，阿四已經不想聽解釋。誰解釋，就是誰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著走，去找。 阿三還在的時候，謝晉對我說：“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門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門，他就離不開門了，分分秒秒等我回來。”謝晉說的門孔，俗稱“貓眼”，誰都知道是大門中央張望外面的世界的一個小裝置。平日聽到敲門或電鈴，先在這裡看一眼，認出是誰，再決定開門還是不開門。但對阿三來說，這個閃著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種永遠的等待。他不允許自己有一絲一毫的鬆懈，因為爸爸每時每刻都可能會在那裡出現，他不能漏掉第一時間。除了睡覺、吃飯，他都在那裡看。雙腳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脫落了，他都沒有撤退。爸爸在外面做什麼？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一次，謝晉與我長談，說起在封閉的時代要在電影中加入一點人性的光亮是多麼不容易。我突然產生聯想，說：“謝導，你就是阿三！”“什麼？”他奇怪地看著我。我說：“你就像你家阿三，在關閉著的大門上找到一個孔，便目不轉睛地盯著，看亮光，等親情，除了睡覺、吃飯，你都沒有放過。”他聽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著我，不說話。我又說：“你的門孔，也成了全國觀眾的門孔。不管什麼時節，一個玻璃亮眼，大家從那裡看到了很多風景，很多人性。你的優點也與阿三一樣，那就是無休無止地堅持。” 謝晉在六十歲的時候對我說：“現在，我總算和全國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時，文革結束不久。“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馬人》、《天雲山傳奇》、《芙蓉鎮》、《清涼寺的鐘聲》、《高山下的花環》、《最後的貴族》、《鴉片戰爭》……那麼，他的藝術歷程也就大致可以分為兩段，前一段為探尋期，後一段為成熟期。探尋期更多地依附於時代，成熟期更多地依附於人性。那些年的謝晉，大作品一部接著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謂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雲蒸霞蔚。當代年輕的電影藝術家即便有再高的成就也不能輕忽“謝晉”這兩個字，因為進入今天這個制高點的那條崎嶇山路，是他跌跌絆絆走下來的。年輕藝術家的長輩 和 老師，都從他那裡汲取過美，並構成遺傳。在這個意義上，謝晉不朽。 我一直有一個錯誤的想法，覺得拍電影是一個力氣活，謝晉已經年邁，不必站在第一線上了。我提議他在拍完《芙蓉鎮》後就可以收山，然後以自己的信譽、影響和經驗，辦一個電影公司，再建一個影視學院。簡單說來，讓他從一個電影導演變成一個“電影導師”。有這個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個人。有一次，他跨著大步走在火車站的月臺上，不知怎麼突然踉蹌了。他想擺脫踉蹌，掙扎了一下，誰知更是朝前一衝，被人扶住，臉色發青。這讓人們突然想起他的皮夾克、紅圍巾所包裹著的年齡。不久後一次吃飯，我又委婉地說起了老話題。 他知道月臺上的踉蹌被我們看到了，因此也知道我說這些話的原因。他朝我舉起酒杯，我以為他要用乾杯的方式來接受我的建議，沒想到他對我說：“秋雨，你知道什麼樣的人是真正善飲的嗎？我告訴你，第一，端杯穩；第二，雙眉平；第三，下口深。”說著，他又穩又平又深地一連喝了好幾杯。是在證明自己的酒量嗎？不，我覺得其中似乎又包含著某種宣示。即使毫無宣示的意思，那麼，只要他拿起酒杯，便立即顯得大氣磅?，說什麼都難以反駁。 他在中國創建了一個獨立而龐大的藝術世界，但回到家，卻是一個常人無法想像的天地。他與夫人 徐大雯 女士生了四個小孩，腦子正常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謝衍。謝衍的兩個弟弟就是前面所說的老三和老四，都嚴重弱智，而姐姐的情況也不好。這四個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這十年間。當時的社會，還很難找到輔導弱智兒童的專業學校，一切麻煩都堆在一門之內。家境極不寬裕，工作極其繁忙，這個門內天天在發生什麼？只有天知道。我們如果把這樣一個家庭背景與謝晉的那麼多電影聯繫在一起，真會產生一種匪夷所思的感覺。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憊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門的圖像，不能不讓人一次次落淚。落淚，不是出於一種同情，而是為了一種偉大。一個錯亂的精神漩渦，能夠伸發出偉大的精神力量嗎？謝晉作出了回答，而全國的電影觀眾都在點頭。我覺得，這種情景，在整個人類藝術史上都難於重見。謝晉親手把錯亂的精神漩渦，築成了人道主義的聖殿。我曾多次在他家裡吃飯，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圍著白圍單、手握著鍋鏟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萊塢明星、法國大導演、日本製作人，但最後謝晉總會搓搓手，通過翻譯介紹自己兩個兒子的特殊情況，然後隆重請出。這種毫不掩飾的坦蕩，曾讓我百脈俱開。在客人面前，弱智兒子的每一個笑容和動作，在謝晉看來就是人類最本原的可愛造型，因此滿眼是欣賞的光彩。他把這種光彩，帶給了整個門庭，也帶給了所有的客人。他有時也會帶著兒子出行。我聽謝晉電影公司總經理 張惠芳 女士說，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輛麵包車，路上要好幾個小時，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謝晉過一會兒就要回過頭來問：“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嗎？”“阿四要不要睡一會兒？”……每次回頭，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家後代唯一的正常人，那個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兒子謝衍，竟先他而去。謝衍太知道父母親的生活重壓，一直瞞著自己的病情，不讓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後穿上一套乾淨的衣服，去了醫院，再也沒有出來。他懇求周圍的人，千萬不要讓爸爸、媽媽到醫院來。他說，爸爸太出名，一來就會引動媒體，而自己現在的形象又會使爸爸、媽媽傷心。他一直念叨著：“不要來，千萬不要來，不要讓他們來……”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圍的人說，現在一定要讓你爸爸、媽媽來了。這次，他沒有說話。謝晉一直以為兒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經那麼嚴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對話的兒子，已經不成樣子。他像一尊突然被風乾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謝衍吃力地對他說：“爸爸，我給您添麻煩了！”他顫聲地說：“我們治療，孩子，不要緊，我們治療……”從這天起，他天天 都陪著 夫人去醫院。獨身的謝衍已經五十九歲，現在卻每天在老人趕到前不斷問：“爸爸怎麼還不來？媽媽怎麼還不來？爸爸怎麼還不來？”那天，他實在太痛了，要求打嗎啡，但醫生有猶豫，幸好有慈濟功德會的志工來唱佛曲，他平靜了。謝晉和夫人陪在兒子身邊，那夜幾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員怕這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撐不住，力勸他們暫時回家休息。但是，兩位老人的車還沒有到家，謝衍就去世了。謝衍是二00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下葬的。第二天， 九月二十四日 ，杭州的朋友就邀請謝晉去散散心，住多久都可以。接待他的，是一位也剛剛喪子的傑出男子，叫葉明。兩人一見面就抱住了，嚎啕大哭。他們兩人，前些天都為自己的兒子哭過無數次，但還要找一個機會，不刺激妻子，不為難下屬，抱住一個人，一個經得起用力抱的人，痛快淋漓、迴腸盪氣地哭一哭。那天謝晉導演的哭聲，像虎嘯，像狼嚎，像龍吟，像獅吼，把他以前拍過的那麼多電影裡的哭，全都收納了，又全都釋放了。那天，秋風起于杭州，連西湖都在嗚咽。他並沒有在杭州住長，很快又回到了上海。這幾天他很少說話，眼睛直直地看著前方。有時也翻書報，卻是亂翻，沒有一個字入眼。突然電話鈴響了，是家鄉上虞的母校春暉中學打來的，說有一個紀念活動要讓他出席，有車來接。他一生，每遇危難總會想念家鄉。今天，故鄉故宅又有召喚，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春暉中學的紀念活動第二天才開，這天晚上他在旅館吃了點冷餐，倒頭便睡。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個人回來。他是朝左側睡的，再也沒有醒來。這天是二00八年十月十八日，離他八十五歲生日，還有一個月零三天。 他老家的屋裡，有我題寫的四個字：“東山謝氏”。那是幾年前的一天，他突然來到我家，要我寫這幾個字。他說，已經請幾位老一代書法大家寫過，希望能增加我寫的一份。東山謝氏？好生了得！我看著他，抱歉地想，認識了他那麼多年，也知道他是紹興上虞人，卻沒有把他的姓氏與那個遙遠而輝煌的門庭聯繫起來。他的遠祖，是西元四世紀那位打了“淝水之戰”的東晉宰相謝安。這仗，是和侄子謝玄一起打的。而謝玄的孫子，便是中國山水詩的鼻祖謝靈運。謝安本來是隱居會稽東山的，經常與大書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詩，他的侄女謝道蘊也嫁給了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而才學又遠超丈夫。謝安後來因形勢所迫再度做官，這使中國有了一個“東山再起”的成語。正因為這一切，我寫“東山謝氏”這四個字時非常恭敬，一連寫了好多幅，最後挑出一張，送去。謝家，竟然自東晉、南朝至今，就一直定居在東山腳下？別的不說，光那股積累了一千六百年的氣，已經非比尋常。謝晉對此極為在意，卻又不對外說。他在意的，是這山、這村、這屋、這姓、這氣。但這一切都是秘密的，只是為了要我寫字才說，說過一次再也不說。我想，就憑著這種無以言表的深層皈依，他會一個人回去，在一大批莊嚴的遠祖面前，劃上人生的句號。 八此刻，他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臟問題，住進了醫院。阿四不像阿三那樣成天在門孔裡觀看。他幾十年如一日的任務是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門了，他把包遞給爸爸，並把爸爸換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來，他接過包，再遞上拖鞋。好幾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裡去了？他有點奇怪，卻在耐心等待。突然來了很多人，在家裡擺了一排排白色的花。白色的花越來越多，家裡放滿了。他從門孔裡往外一看，還有人送來。阿四穿行在白花間，突然發現，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彎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門邊。這個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個人，還有一雙鞋。（2009年1期《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