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水餃 --- 蔡怡

在美國時，每逢周末中文學校下課，我們就興沖沖的驅車去朋友述德家吃他的手工水餃，喝濃香豆漿；在早年的美國中西部，台灣人要吃家鄉味，只能靠自己下廚，而述德是個中高手。他一面熟練的麵皮，一面說餃子救他一命的故事。 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一群小孩在空地玩官兵捉強盜，正在興頭上，他母親老遠吆喝：「吃晚飯了！」他不為所動， 再喊一句：「吃餃子囉！」他內心開始掙扎，終於抵不住餃子的誘惑，為嘴饞而飛奔回家。就在那一刻，日本飛機掠空而過，丟下炸彈，炸死了他所有的玩伴。所以不能不愛餃子。這居然是他逃過大劫之後的心得。 月前，密西根州傳來消息，說述德召喚了附近相知相識三十餘年的老友，一一話別，因他癌症復發，放棄治療。 如鮭魚已迴流台灣的我，難過得急忙撥電話。千里外的電話那頭，傳來他那熟悉卻微弱、緩慢的溫厚聲音：「大妹子啊，我要先走一步了，但一定會回到人間看你。」  當他跨越生死回來，我會認得出他吧？我一定認得他雙目間真摯的眼神，與他臉上敦厚的笑容。 當年我們在美國的社交圈，華人多半是因留學而定居異鄉，只有他中年移民，轉戰異國職場，為生活與兒女，特別煎熬，忍了三十年，到最後，背駝了、手也粗了。 他用那雙粗手，細心教我包水餃：「剁好大白菜時要擠水，餡料才會香。」、「用鼻子聞聞，就知道鹹淡如何。」我總偷懶的搖著頭耍賴：「學不會的，想台灣時，來你家吃就行了。」  中文僑校的家長成立合唱團，懂音樂的他做指揮，唱出大家的鄉愁。在他家，邊練唱邊吃台灣小吃，聊家鄉事；厚厚的圍牆把遊子的孤寂都擋在屋外，溫暖的燈光烘托下，我們相濡以沫，共遣異鄉飄泊歲月。  這相互取暖的合唱團，由早年練唱時，兒女在身邊跑跑跳跳的滾滾熱鬧，到家家戶戶成空巢的清靜，到最後，個個髮蒼蒼、視茫茫，齊聚一堂和身為指揮的他做生前告別…… 在電話裡，我挑些輕鬆話題想化解生死課題：「你後來吃過梁實秋認為的人間美味嗎？」，「我這輩子非得嘗嘗不可。」早年他曾誇下海口。但現在，他悠悠地說：「我這輩子恐怕吃不到梁實秋筆下的美味了。」人生苦短，怎麼一轉眼，就是一輩子？  「我會想念你的大白菜餃子喔！」我依依不捨的說。 「不怕，一個輪轉，就是新生命了，不怕啊……」 應該是我安慰他，怎麼卻是他來安慰我？看來，他已置身事外，是我們活著的人害怕面對生死。 「幫我照顧妳嫂子……」他微弱的聲音夾著輕輕的嘆息，在電話那頭逐漸消失。我的耳朵仍緊緊地貼著聽筒，拿聽筒的手也遲遲不能放下……  後來嫂子告訴我，他走的前一天，說要吃餃子。得其手藝真傳的他兒子，用淚水和麵，用真情揉麵，包了終身感恩的水餃給他……

 

為何西方煉金士會成為科學家？董潔林

人類有兩個古老的夢想：發財和長壽。似乎西方人更好發財，而東方人偏愛長壽。據歷史記載，東方和西方的“煉金”活動開始的時間差不多，都約在公元前兩百年。古希臘的煉金士在作坊裡專注尋找化賤金屬為金銀的奧秘，而中國秦漢時期的術士在對點金術短暫實踐之後，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對長生不老“仙丹”的追求。發財和長壽的理想都挺好，但兩千年後歷史卻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西方煉金士華麗轉身成為科學家，而東方煉丹士卻被歷史遺棄。歷史到底在哪裡出現了岔道？
中國早期煉金和煉丹齊頭並進，道教眾徒是這個活動的主力，他們對自然有濃鬱的興趣，集工藝與學問為一體，採用觀察、試錯和經驗積累的方式探索物質轉化的奧秘。同時，這個群體也魚龍混雜，聚集了思想家、工匠、宗教人士，還有騙子。也許中國人比較聰明，很早就意識到所謂“點金術”的欺騙性。公元前144年，漢景帝頒發禁止令，不許民間擅自煉金，由官方壟斷煉（贗）金的權利（古代“金”的成色一般都較差）。這種“國有化”舉動雖然阻止了一些江湖騙子的斂財行為，但也將一類民間創新探索扼殺在襁褓之中，並迫使江湖術士們將更多精力投入到以追求長壽為目標的“煉丹”活動中。
中國古代帝王，對長壽的興趣很強烈，秦始皇派徐福東海尋仙藥的故事我們很熟悉了，後來因追求長壽服仙丹而被毒死的帝王和達官貴人更是不計其數。煉丹士中有“仙丹理念”的虔誠信徒，但很多人是出於對利潤的追求。顯然，號稱長生不老藥的仙丹相比於有價的黃金，利潤也更為豐厚。仙丹成分秘而不宣，煉丹過程難以重復，其真偽和效用短期很難辨別。由於仙丹的買家非富即貴，而用硫、汞、鉛等為原料的仙丹毒性很大，這個買賣一本萬利但稍有不慎也可能人頭落地，於是宗教和神秘是仙丹必不可少的護身符。
然而，仙丹之騙能在中國橫行兩千年，讓那麼多聰明而位高權重的人前赴後繼成為道士們的試驗品，也的確讓人嘆為觀止。當然，長期的煉丹實踐也出現過意料之外的有益收獲，據說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就是煉丹道士不小心做出來的化合物。其實一些煉丹術士早就意識到了煉這種物化的“外丹”是一條死路，於是他們在同一套理論下想出了一個更玄更難測驗真偽的做法：煉內丹，號稱以身體為“爐”，練就長生不老之“丹”，各路氣功就是這個理念的產物。練練氣功雖不會使人長生不老，強身健體的作用或許還是有的，但若欲使人相信長生不老之說，宗教神秘性仍然必要。可以說，中國的煉丹史，混雜著人類的長壽理想、朴素的自然主義、試錯實踐、對利的貪婪、欺詐和死亡危險，始終彌漫著宗教神秘主義的色彩。古希臘煉金士目標很明確，即讓賤金屬變為貴金屬，並從中獲利。其實很多煉金工匠對假金不能成為真金心如明鏡，樂此不疲地嘗試新的贗金配方和工藝，是為了讓社會更難識破，貪婪推動競技和創新。古希臘也有一些對煉金術感興趣的學者，他們不會為盈利而卷起袖子在小作坊裡煉金，好奇心讓他們對各種金屬合金之間的轉變興奮不已，他們相信金屬可以嬗變，思索著物質嬗變的規律，也留下了一些理論。
古希臘衰落讓希臘文化沉寂下來，包括對金屬嬗變的探索，但民間工匠們制作贗金的活動仍在悄悄地繼續著。中世紀晚期，學者們從阿拉伯文獻中重新發現古希臘文明，此時阿拉伯人也把自己的煉金術（Alchemy）和中國的煉丹術帶到了歐洲，於是古希臘煉金術、阿拉伯煉金術以及中國煉丹術，五光十色地進入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學者們的視野。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學者思維敏銳，敢於批判，對重見天日的古希臘璀璨文明充滿驚喜但並不教條，對來自其他地區的文明元素也欣然思索。這個學者群體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多為衣食無憂的貴族，很少以盈利為科學活動目的。到了文藝復興晚期，很多一流學者走出學術象牙塔，向工匠們學習工藝（包括煉金工藝），然後制作新工具，建立實驗室。此時此刻，現代實驗科學已經初現雛形。
許多我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的早期歐洲科學家當時都屬於“學院派煉金士”，包括牛頓（1643-1727年，英國）。由於他在煉金方面的經驗，被任命為英國皇家鑄幣廠（Royal Mint）監管。經濟學家凱恩斯曾說：“牛頓不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後一位煉金士。”
科學史學者認為從傳統煉金術破繭而出的第一位現代化學家是羅伯特•波義耳（1627-1691年，英國），他於1661年出版的代表作《懷疑派化學家》(The Skeptical of Chemist)，是現代實驗科學的裡程碑。在這部書中，他用對話的方式，批判了古希臘的“四元素說”，也提出現代化學研究應該從“煉金”和“煉丹”的迷思中走出。他闡述了一套嚴謹的科學研究方法，認為一切理論必須被實驗証明才可能是確立其“正確性”。 這是現代科學一個基本原則，也是與古典自然學截然不同的嶄新研究范式。歐洲科學革命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新思維和科學研究范式的突破。波義耳之後，歐洲古典煉金士逐漸黯然退出歷史舞台，現代化學家閃亮登場。從此新材料、新工藝一波又一波地湧現。
波義耳生活的年代，在中國是清朝開國之初的三位皇帝（皇太極、順治、康熙）生活的時代，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已經很活躍，康熙對西學也頗感興趣，但中華大地對自然的解釋仍然由道家主導，傳說康熙之子雍正也是死於“仙丹”服用過度。此時的歐洲科學革命已經進入佳境而工業革命曙光已出現在地平線上了。
19世紀中葉，歐洲現代科學伴隨著堅船利炮全面進入中國，此時中國傳統煉丹士已經沒有機會完成自我革命了。他們似乎並沒有意願和行動去進行自我的研究范式革命或者採納任何新式科學方法，而是像受驚的鴕鳥一樣把頭埋在土裡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或者以“民族文化”姿態排斥“外來文化”。再到後來，科學成為摧枯拉朽的力量，席卷中華大地，仙丹再也沒有人相信了，煉丹士們就繼續自己的內丹實踐，一步步走向邊緣，直到消隱在歷史長河中。這篇短文的目的並非試圖評論古代西方煉金士和東方煉丹士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而是通過回顧東西方早期自然探索者的歷史足跡，來探討西方煉金士成功轉型為現代科學家帶給我們的啟示。
也許有人說，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再討論還有什麼現實意義呢？我認為，意義重大，因為中國社會仍隨處可見“煉丹士綜合症”：面對浩浩盪盪之世界潮流假裝看不見，拘泥於過去的思維框架喪失自我革新的願望和能力，不注重科學地探索事物規律而堅持原始的“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方式，過分強調自己的“特點”而拒絕接受事物的共性，為了維護最後的利益和顏面而故作神秘，等等。比如，在中醫領域，煉丹術對中醫學發展有過重大貢獻，也可以說，漢朝以後歷史記載的偉大中醫學家都有煉丹者的影子，而中醫學要從經驗性實踐轉化為現代科學，仍面臨嚴峻挑戰。還有各種人文學科，學者和實踐者正在小心地將它們一點點地從觀察性、思辨性和經驗性學問轉化為科學，但前面的路還很長，由於涉及人、社會和利益，變革的阻力會更大。還有人喜歡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或強調“中國特色”，對於文化，這話也許有幾分道理，但如果用在科學上則完全錯了。科學是一個尋求放之四海而皆準之真理的過程，它的果實從生長伊始就屬於全人類，是世界的也是中國的。今天，人類雖然仍沒有讓“鉛”變成“金”，但讓沙子變成了更為貴重的芯片，原子也出現了嬗變，最終超越了兩千年前煉金者的夢想……

我為什麼不為莫言獲獎感到自豪--連清川

歷史上第一次，中國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公開和公開談論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長久以來懸置於中國人民族自豪感的一個天問，終於得以解頤。可是當莫言獲獎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中國知識界的氣氛卻顯得極其詭異。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把中國人推到了一個難以名狀的尷尬之中。所有討論都無法聚焦於文學成就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上來，人們喋喋不休地重複着這個共產黨員、中國作協副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抄寫者之一的沉默，對公共事務近乎冷漠的沉默。甚至，有時候是合作。尷尬的地方更在於同時人們無法把這種不滿與腹誹痛快淋漓地轉換成批評。我們不是曾經為2000年高行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歡呼嗎？不是曾經為2010年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而歡呼嗎？因為有過這些歡呼與鼓舞，我們就不能像公開嘲笑與抨擊茅盾文學獎那樣，我們有什麼資格或者能力去批評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暗箱操作？甚至連譏諷瑞典是為了修好與中國政府關係而頒發這個獎的說辭，都顯得脆弱而可笑。
我們不是一直提倡文學與政治分開嗎？不是批評把一切都意識形態化的過度政治闡釋嗎？文學獎不是和平獎。如果我們因為莫言的身份與行止而貶斥了他的獲獎，那麼我們真正的潛在心理才是雙重標準的，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化的，不是嗎？我們是過於苛刻的吧？肖斯塔科維奇不也是黨員，不也擔任過蘇聯時期的俄羅斯聯邦作曲家協會第一書記？可是我們不都沉醉於他的音樂的悲憫與宏偉？1965年肖洛霍夫因為《靜靜的頓河》也獲得了諾貝爾獎，可他也是蘇共黨員，甚至是4屆蘇共中央委員，蘇聯作協書記處書記。在蘇聯的文學史上，我們把他和異端帕斯捷爾納克相提並論。就這樣，我們無法彈也無法贊。就像莫言的沉默一樣，我們沉淪在沉默中。在素來熱鬧喧囂的微博上，無奈似乎是最後的詞語。多數人，作為缺乏文學專業知識的門外漢，都不能詬病諾貝爾評選委員會認同莫言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文學技巧、想像力和創造力。可是，多數人，作為文學的閱讀者和享受者，卻對於文學都有着天賦與天然的想像與冀望。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民族和人群而言，文學都是作為人類的一種希望與寄託而存在。他們在日常生活的困難、平凡與折磨之中，尋求文學意象與故事的慰籍，並因此而暫離現實，找到希望與生存的勇氣。文學是人們最後與最終的寓所。無論現實多麼骯髒，世界多麼腐敗，生活多麼殘酷，人們總是能在文學的聖殿中重新獲得希望和勇氣。也無論文學與人類歷史中的任何一種行當一樣，最後都演變成了名利場，人們依然執着地在文學的溫暖懷抱中無法稍離。文學乃是一種靈魂拯救的事業，尤其是高尚的文學。而對於生存在一個具體的國家、具體的民族和具體的人群中的人來說，文學尤其承載着這個民族獨特語言和歷史記憶所賦予的希望和勇氣。它不僅需要提供虛妄與空靈的未來的空中樓閣，而且必須是對現實中的不公義與壓迫的反叛和不服從。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從古典的《水滸傳》或者《紅樓夢》中汲取這樣思想的養分。於是，對於文學的近乎常識的判斷是：它必須具有這個社會基本的道德勇氣：不妥協於現實的壓迫，不服從於現實的統御，不協同於現實的收買。它雖然未必認同普遍的價值觀與流俗的烏托邦，但它更不屑與當局沆瀣一氣。至於諾貝爾文學獎這樣殿堂級的獎項，我們本來有理由期待嘉獎給中華民族的，乃是對於這個民族良知的體認，精神的尊崇，其後，才是技藝的高超。畢竟，即便為文學而文學的寫作，也是人類精神與靈魂的流淌。我們之所以失望與無奈，恰恰在於莫言這個具體的文學從業者，這個小說家，他所缺乏的，恰恰是這個民族得以珍視與榮寵的精神與靈魂象徵。儘管他的作品常常寓言式地掩藏着他與現實政治的齟齬和若有若無的反叛，但他也習慣性地沉默於國脈與民瘼，游離於災難和壓迫，失語於公義和良知。他並不是一個施害者，但是他是一個袖手者，甚或有時候是一個共謀者。我們無從抗議諾貝爾評選委員會對於莫言的選擇。也許就像他們當年選擇了肖洛霍夫，這個壓迫蘇聯文學的同謀者一樣，在文學專業上他們漠視了道德勇氣的基本需求。但是我們有權固執地認定，莫言和他的文學，並不代表中華這個民族的文學精神和靈魂。這只是一些並不體認中國特有的苦痛與拯救道路的人們的一次他者的名利遊戲。

連清川為專欄作家、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