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西方煉金士會成為科學家？董潔林

人類有兩個古老的夢想：發財和長壽。似乎西方人更好發財，而東方人偏愛長壽。據歷史記載，東方和西方的“煉金”活動開始的時間差不多，都約在公元前兩百年。古希臘的煉金士在作坊裡專注尋找化賤金屬為金銀的奧秘，而中國秦漢時期的術士在對點金術短暫實踐之後，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對長生不老“仙丹”的追求。發財和長壽的理想都挺好，但兩千年後歷史卻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西方煉金士華麗轉身成為科學家，而東方煉丹士卻被歷史遺棄。歷史到底在哪裡出現了岔道？
中國早期煉金和煉丹齊頭並進，道教眾徒是這個活動的主力，他們對自然有濃鬱的興趣，集工藝與學問為一體，採用觀察、試錯和經驗積累的方式探索物質轉化的奧秘。同時，這個群體也魚龍混雜，聚集了思想家、工匠、宗教人士，還有騙子。也許中國人比較聰明，很早就意識到所謂“點金術”的欺騙性。公元前144年，漢景帝頒發禁止令，不許民間擅自煉金，由官方壟斷煉（贗）金的權利（古代“金”的成色一般都較差）。這種“國有化”舉動雖然阻止了一些江湖騙子的斂財行為，但也將一類民間創新探索扼殺在襁褓之中，並迫使江湖術士們將更多精力投入到以追求長壽為目標的“煉丹”活動中。
中國古代帝王，對長壽的興趣很強烈，秦始皇派徐福東海尋仙藥的故事我們很熟悉了，後來因追求長壽服仙丹而被毒死的帝王和達官貴人更是不計其數。煉丹士中有“仙丹理念”的虔誠信徒，但很多人是出於對利潤的追求。顯然，號稱長生不老藥的仙丹相比於有價的黃金，利潤也更為豐厚。仙丹成分秘而不宣，煉丹過程難以重復，其真偽和效用短期很難辨別。由於仙丹的買家非富即貴，而用硫、汞、鉛等為原料的仙丹毒性很大，這個買賣一本萬利但稍有不慎也可能人頭落地，於是宗教和神秘是仙丹必不可少的護身符。
然而，仙丹之騙能在中國橫行兩千年，讓那麼多聰明而位高權重的人前赴後繼成為道士們的試驗品，也的確讓人嘆為觀止。當然，長期的煉丹實踐也出現過意料之外的有益收獲，據說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就是煉丹道士不小心做出來的化合物。其實一些煉丹術士早就意識到了煉這種物化的“外丹”是一條死路，於是他們在同一套理論下想出了一個更玄更難測驗真偽的做法：煉內丹，號稱以身體為“爐”，練就長生不老之“丹”，各路氣功就是這個理念的產物。練練氣功雖不會使人長生不老，強身健體的作用或許還是有的，但若欲使人相信長生不老之說，宗教神秘性仍然必要。可以說，中國的煉丹史，混雜著人類的長壽理想、朴素的自然主義、試錯實踐、對利的貪婪、欺詐和死亡危險，始終彌漫著宗教神秘主義的色彩。古希臘煉金士目標很明確，即讓賤金屬變為貴金屬，並從中獲利。其實很多煉金工匠對假金不能成為真金心如明鏡，樂此不疲地嘗試新的贗金配方和工藝，是為了讓社會更難識破，貪婪推動競技和創新。古希臘也有一些對煉金術感興趣的學者，他們不會為盈利而卷起袖子在小作坊裡煉金，好奇心讓他們對各種金屬合金之間的轉變興奮不已，他們相信金屬可以嬗變，思索著物質嬗變的規律，也留下了一些理論。
古希臘衰落讓希臘文化沉寂下來，包括對金屬嬗變的探索，但民間工匠們制作贗金的活動仍在悄悄地繼續著。中世紀晚期，學者們從阿拉伯文獻中重新發現古希臘文明，此時阿拉伯人也把自己的煉金術（Alchemy）和中國的煉丹術帶到了歐洲，於是古希臘煉金術、阿拉伯煉金術以及中國煉丹術，五光十色地進入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學者們的視野。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學者思維敏銳，敢於批判，對重見天日的古希臘璀璨文明充滿驚喜但並不教條，對來自其他地區的文明元素也欣然思索。這個學者群體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多為衣食無憂的貴族，很少以盈利為科學活動目的。到了文藝復興晚期，很多一流學者走出學術象牙塔，向工匠們學習工藝（包括煉金工藝），然後制作新工具，建立實驗室。此時此刻，現代實驗科學已經初現雛形。
許多我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的早期歐洲科學家當時都屬於“學院派煉金士”，包括牛頓（1643-1727年，英國）。由於他在煉金方面的經驗，被任命為英國皇家鑄幣廠（Royal Mint）監管。經濟學家凱恩斯曾說：“牛頓不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後一位煉金士。”
科學史學者認為從傳統煉金術破繭而出的第一位現代化學家是羅伯特•波義耳（1627-1691年，英國），他於1661年出版的代表作《懷疑派化學家》(The Skeptical of Chemist)，是現代實驗科學的裡程碑。在這部書中，他用對話的方式，批判了古希臘的“四元素說”，也提出現代化學研究應該從“煉金”和“煉丹”的迷思中走出。他闡述了一套嚴謹的科學研究方法，認為一切理論必須被實驗証明才可能是確立其“正確性”。 這是現代科學一個基本原則，也是與古典自然學截然不同的嶄新研究范式。歐洲科學革命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新思維和科學研究范式的突破。波義耳之後，歐洲古典煉金士逐漸黯然退出歷史舞台，現代化學家閃亮登場。從此新材料、新工藝一波又一波地湧現。
波義耳生活的年代，在中國是清朝開國之初的三位皇帝（皇太極、順治、康熙）生活的時代，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已經很活躍，康熙對西學也頗感興趣，但中華大地對自然的解釋仍然由道家主導，傳說康熙之子雍正也是死於“仙丹”服用過度。此時的歐洲科學革命已經進入佳境而工業革命曙光已出現在地平線上了。
19世紀中葉，歐洲現代科學伴隨著堅船利炮全面進入中國，此時中國傳統煉丹士已經沒有機會完成自我革命了。他們似乎並沒有意願和行動去進行自我的研究范式革命或者採納任何新式科學方法，而是像受驚的鴕鳥一樣把頭埋在土裡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或者以“民族文化”姿態排斥“外來文化”。再到後來，科學成為摧枯拉朽的力量，席卷中華大地，仙丹再也沒有人相信了，煉丹士們就繼續自己的內丹實踐，一步步走向邊緣，直到消隱在歷史長河中。這篇短文的目的並非試圖評論古代西方煉金士和東方煉丹士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而是通過回顧東西方早期自然探索者的歷史足跡，來探討西方煉金士成功轉型為現代科學家帶給我們的啟示。
也許有人說，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再討論還有什麼現實意義呢？我認為，意義重大，因為中國社會仍隨處可見“煉丹士綜合症”：面對浩浩盪盪之世界潮流假裝看不見，拘泥於過去的思維框架喪失自我革新的願望和能力，不注重科學地探索事物規律而堅持原始的“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方式，過分強調自己的“特點”而拒絕接受事物的共性，為了維護最後的利益和顏面而故作神秘，等等。比如，在中醫領域，煉丹術對中醫學發展有過重大貢獻，也可以說，漢朝以後歷史記載的偉大中醫學家都有煉丹者的影子，而中醫學要從經驗性實踐轉化為現代科學，仍面臨嚴峻挑戰。還有各種人文學科，學者和實踐者正在小心地將它們一點點地從觀察性、思辨性和經驗性學問轉化為科學，但前面的路還很長，由於涉及人、社會和利益，變革的阻力會更大。還有人喜歡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或強調“中國特色”，對於文化，這話也許有幾分道理，但如果用在科學上則完全錯了。科學是一個尋求放之四海而皆準之真理的過程，它的果實從生長伊始就屬於全人類，是世界的也是中國的。今天，人類雖然仍沒有讓“鉛”變成“金”，但讓沙子變成了更為貴重的芯片，原子也出現了嬗變，最終超越了兩千年前煉金者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