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點思考 更能放鬆 --- 黑幼龍

一九二五年，芝加哥白水灘飯店（White WATER Beach Hotel）舉行了一場重要的會議，與會者都是各行各業的頂尖人物，包括全美最大鋼鐵公司總經理、最大電力公司總經理、最大瓦斯公司總經理、紐約證券交易所總經理、聯邦政府部長、華爾街響叮噹的投資高手、最大交通運輸公司總經理、國際商銀總經理。!
這些人都很會賺錢，這次聚會的目的，也正是討論如何創造更多財富。這些人後來過得如何呢？或許你跟我一樣好奇。二十五年後，果真有人興致勃勃地作調查，結果驚訝地發現： 鋼鐵公司總經理去世前五年是借債度日的；電力公司總經理一文不名地死在外國的小島上；瓦斯公司總經理成了精神病患者； 紐約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剛從辛辛監獄關出來； 聯邦政府部長剛得到美國總統特赦，總算能死在家裡； 華爾街投資高手和交通運輸公司總經理、國際商業銀行總經理都自殺了！十個頂尖人物，竟沒有一個人能得善終。他們為什麼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團糟？我並不確知詳情，卻很感慨，會賺錢的人，不一定會生活； 工作能力強的，不一定懂得克服情緒壓力；絕頂聰明的優等生，不一定能夠自我調適。在台灣有多少這樣的人？ 努力賺錢、衝刺事業、用功讀書，卻因為不懂得如何克服緊張、壓力、焦慮、憂愁，所有的付出，到最後是一場空，只換來失去健康、失去平靜、失去快樂。活得這麼辛苦，究竟是為什麼？ 只要願意，其實每個人都能把自己從不幸、痛苦的深淵解救出來，快樂絕對可以操之在我，端視你如何面對、處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記得三年前，我和十幾個美國卡內基講師一起到蒙大拿滑雪。 很巧地，有兩位講師的妻子都是才剛過世不久，其中一人，沿途都鬱鬱寡歡，另一人卻是活潑開朗，玩得比誰都盡興，而大家都知道，他與妻子向來十分恩愛。我感觸很深，類似的境遇發生在不同人身上，反應也截然不同。這讓我想起一段印象非常深刻的電影情節。冰天雪地中，女主角在凍結的湖上快樂盡情的溜冰，坐在湖畔重病已久的丈夫，凝視著心愛的妻子，安然闔上雙眼。 接下來的日子一片忙亂，親友們前來幫忙喪偶的女主角，照顧小嬰兒、安排生活、處理瑣事…… 女主角的姊姊心疼妹妹的遭遇，悲傷流淚，但女主角反而微笑安慰姊姊說：「我曾經擁有一段美麗的時光，這已足夠！」 看到這一幕，我不由自主流下淚來。
當時我就想，萬一有一天，我遭遇重大的災難痛苦，也要告訴自己：「我曾經快樂充實地生活過，這就夠了。」我深深確信，人真的可以改變想法，來克服憂慮、恐懼、甚至各種病痛，進而改變人生。生活需要平衡發展，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特別是相互激勵，相互瞭解，相互分享，相互原諒。 學會感恩、寬恕，活在每一個當下，以正向積極的人生態度，微笑迎接命運給我們的每一個挑戰。事實上，你我都不需要再學什麼新觀念，我們所認知的已足夠引導我們享受快樂的人生。我們並非無知，只是知而未行。當你遭遇困境，不知所措時，與其焦慮，不如試試魔術方程式的三個步驟，和解決煩惱問題的三個原則，你將發現事情沒那? 臗V，總有改善最壞狀況的方法。 如果情勢真的無法挽回，那麼就接受它！已經盡力就夠了，其他的交給上蒼吧！
克服憂慮的魔術方程式,其實只有簡單的三個步驟:
1.問自己:最壞的狀況是什麼? 2.接受最壞的狀況 3.設法改善最壞的狀況
相信我，你真的可以做到。當你不小心又跌入憂煩時，與其惱怨命運的不公平，不如盤算你所得到的恩惠，你將發現自己原來是很有福氣的。俗話說：「人人頭上一片天，歹歹馬，也會一步踢。」 再貧弱的人，也有自己的強項，振作起來，去忙一些建設性的事，茁壯自我你就會愈來愈幸運，愈來愈有福氣。相信我，你一定可以做到。不心存報復，不斤斤計較得失，不期待他人的感恩，只享受付出的快樂，並在為人創造喜悅的同時，豐富自己的人生。

劉曉波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一九八九年六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
我發言 卻從此失去發言權 -- 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兩次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開庭提供的，一次是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一九九一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一九九五年五月—一九九六年一月），被勞動教養（一九九六年十月—一九九九年十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員警，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
我不恨 因仇恨會腐蝕良知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我相信 心向自由無可阻擋 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一九九八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二○○四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我的妻 妳無私的愛就是光 --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我期待 中國不再有文字獄 --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的「交響情人夢」

【聯合報╱李歐梵】 記第一次指揮經驗

我自幼喜愛古典音樂，而且父母親都是音樂教育家，但偏偏沒有走上音樂專業之路，因為當年父親──也是一位指揮家──的反對（可能恰逢他個人音樂事業上的低潮），而選修外文系，入台大外文系，後來又留美學中國歷史和現代文學，變成了一個文學學者。我對於這個選擇，並不後悔，但有時也會湧起一股莫名的幻想：如果當年學指揮的話，今日的我又會如何？這一個「what if？」的問題，逐漸變成一種癡念（obsession）：如果我能夠以「業餘」的身分指揮一個交響樂團，哪怕只有幾分鐘，今生余願已足。不料這個夢想終於在最近實現了：我的母校台灣大學正式邀我「客串」指揮該校的樂團。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莫大榮譽，甚至大過「傑出校友」的身分，因為多年的夢想成真，世上有多少人像我這樣幸運？
去年春天我返回母校講學時，偶然在一個宴會上不覺透露了這個願望，不料在座的沈冬教授（她的專業是音樂，又是台大國際交流中心主任）一口答應，而且成竹在胸地說：「明年你就回來指揮母校的交響樂團吧！」我以為她在開玩笑，不以為意，不料今年初她又對我說：「一切都安排好了，你指揮的曲子是威爾第的一首序曲，〈命運之力〉（La Forza del Destino）！」我聽後本能的反應是：還有別的曲子更適合我的境遇嗎？這就是我生命中不可解釋的「命運之力」。夢想成了真實，我頓然緊張起來，因為這首樂曲不容易。我聽過，還擁有三種不同的唱片版本，它的速度變化很大，指揮起來不是隨便打打拍子就可以對付，我這個毫無訓練的業餘人士又如何能勝任？如果說毫無訓練，恐怕對不起家父李永剛教授在天之靈，他雖不准我走音樂專業之路，卻教過我拉小提琴，而且有一次在新竹中學班際合唱比賽時面授機宜，教我如何指揮3/4和6/8的拍子，能夠應付比賽樂曲——歌劇《霍夫曼的故事》中的〈船夫曲〉——就足夠了。這是我五十多年來唯一的一次指揮經驗，至今記憶猶新，還曾為之寫過一篇回憶文章。然而，指揮一班中學生唱歌和指揮一隊八十多位訓練有素的管弦樂隊畢竟不同。個人的「圓夢」是一回事，但又如何面對這個難以置信的現實？不如知難而退算了。又以為久久得不到台大方面再確認的消息，看來還是泡了湯，春夢一場了無痕，所以也毫無準備。今夏與我妻子玉到歐洲遨遊列國，聽了不少音樂會，八月底倦遊歸來，就收到沈冬的電話，聲音有點著急：「早就訂在9月7日，怎麼他們還沒有通知你？」大事不好！不到兩個禮拜就要「玩真的」嘍！怎麼辦？於是不得不積極準備，在家日以繼夜猛聽此曲唱片，友人又借給我他私藏的三張唱碟，加在一起，計有下列六位指揮家的演繹版本：卡拉揚、阿巴度、Markevitch、Chailly、Muti和Sinopoli。我選了後三位指揮家的版本，皆是義大利人，最後決定以Muti和Sinopoli作為我的「模擬」典範。因為前者聽來直截了當，和卡拉揚的油滑奏法剛好相反，我比較容易學習；後者指揮的是維也納愛樂，非但詮釋中規中矩，而且這個頂級樂團的演奏實在精湛無比，連最快的細節都奏得清清楚楚。我在數天之內反覆聆聽不下數十遍之後，還是覺得心虛。突然想起香港管弦樂團的副指揮蘇柏軒（Perry Su）曾答應在必要時助我一臂之力，於是立刻以電郵聯絡，「逼」他從美國返港後的第三天就駕臨寒舍，指點迷津，他非但樂於從命，還帶了一份該曲的樂譜來。我生平從未仔細研讀過交響樂總譜，心裡更慌，只好先不看譜，在這位得過指揮大獎的專家面前自作主張地比劃一番，深怕他捧腹大笑。好在Perry知道我的處境危急，在極短的時間內教了我幾樣祕訣：例如如何和樂隊共同呼吸，開始打下第一拍？如何處理曲中的節奏變化和「停頓」（fermata，此曲開始的四個小節就有兩個）？如何提示（cue）各聲部？我心想，這簡直就像武俠小說中的武功，沒有在深山苦練多年，又如何有資格和高人較量？父親當年教我的那幾手「基本功」現在根本不夠用。Perry看到我面有難色，只一味地鼓勵我，還用英文說：You'll have fun！然而「樂趣」又從何而來？我不禁深深感到大難臨頭了！都是自己不好，亂談夢想，不顧現實，人都過了七十歲了，怎麼越來越天真浪漫？我妻子玉最了解我的心情，立即帶我到香港的一家琴行買了一支指揮棒，長十四英吋，當然是用來為我打氣的。不料一棒在手，我就成了一個老孫悟空，也不知勇氣自何而來，頓覺自己可以「大鬧天宮」了。於是忘恩負義，棄嬌妻於不顧，每天對著樂譜不停地聽唱碟。初時如讀天書，不解內中玄機，只是跟著唱機傳來的音樂比劃，根本跟不上樂譜，後來乾脆把我選出的兩個版本錄在iPod中聆聽，可以隨時按停，重新開始。如此一遍一遍地聽，也一遍又一遍地硬啃樂譜，甚至在飛往台北的飛機上、旅館的房間裡都孜孜不倦地讀，幾乎把樂譜翻爛了。這一個閱讀經驗是意外的收穫，用一個文學的比喻，就像我在大學二年級初讀莎士比亞的一本英文原著，當時自己的英語能力尚淺，也讀不懂，多年後重讀，又有莎劇影片的幫助，數遍之後，才逐漸讀通了。我從文學訓練中知道「文本」（text）的重要性，這一次才深深體會到：對於音樂的指揮詮釋更是如此，對我而言真是難上加難，因為威爾第在曲譜上把所有強弱和速度的細節都標示出來了，而且強弱分明，有時在同一個2/4的小節中都有漸強和漸弱的符號。我逐漸看懂了弦樂和木管樂器的部分，全靠兒時跟父親學小提琴的底子，但銅管和敲擊聲部，還有豎琴，我實在看不太懂，再找老師來指點也來不及了，只好把音樂強背下來。第一場排練在台大的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我抵達略遲，早已聽到房內傳來著名聲樂家——也是此次演出的主角柴寶琳女士唱普契尼的美聲，動人心弦。又看到該團常任指揮鄭立彬在台上一邊指揮一邊提醒團員注意樂句的各個細節，我心中一震，這一下糟了，所謂「獻醜」或「班門弄斧」都成了客氣的廢話，現實更可怕！因為我面臨最大的考驗──必須證明我這個從未指揮過任何樂隊的業餘人士，達到一個最起碼的職業水準，絕不能令這群年輕的學弟學妹見笑。既然不想濫竽充數，又不能掩蓋無情，怎麼辦？柴女士排練完了，與我匆匆寒暄兩句（她事後才告訴我，她曾是家母周瑗的學生），就揚長而去，輪到我登場了。我只好故作鎮靜，先請鄭指揮帶著樂隊把此曲「過」一遍，才硬著頭皮上台，先作簡短的自我介紹：「我是台大校友，其實沒有資格指揮樂隊，這一次純是機緣，我不能放過，請各位學弟學妹包涵……」於是揚起指揮棒，一「刀」切了下去，像是把自己劈成兩半，一半是個「騙子」，（imposter），一半倒是玩真的，十分嚴肅。
記得看過海明威著作Death in the Afternoon（1932）提到西班牙鬥牛士上場的最後一刻——所謂「Moment of truth」，「真實的時辰」到了。我作台大交響樂團的業餘客席指揮，也要面臨「玩真的」那一刻。排練時我盡量壓抑心中的驚恐，也盡量記清楚樂譜中的重要指示，揮起指揮棒，立刻進入忘我之境，腦子裏只有樂譜上標示的重重「難關」。指揮完了，樂隊沒有大嘩（看過費里尼的影片Orchestra Rehearsal，直譯是「樂隊排練」，當知我所云）。但有一位樂手略帶抱怨地說速度比他們練習時快得多，我一時心虛，只好照實答說﹕我聽的兩個唱片版本都是這樣快！（Muti只花七分十秒，Sinopoli七分十三秒）幸虧鄭立彬指揮為我解圍﹕「但是你們都跟得上！」我聽後大樂，因為這就是指揮的神奇所在。我發現這些學弟學妹們——個個都是好手，經驗豐富，有的在中學時代已經參加樂隊——並沒有置我於不顧，雖然演奏時眼盯着自己的樂譜，但在緊要關頭（如速度變化前的樂句開頭）都望着我，大家一齊隨我起舞。反而是我太過緊張，有時忘了提示，特別對於大提琴聲部幾乎棄之不顧，有一位大提琴手問我有何意見，我說以後再告訴你，因為當時心中早已亂成一團，何敢指點？「 主 體 性 」 排練完後回到旅館又再看譜，這才發現此曲中弦樂的低音聲部——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能夠發揮之處實在不多，主旋律幾乎被小提琴部包辦，少數獨奏也分給木管樂器。（最後一天綵排時，鄭指揮在台下發現大提琴部音量不夠，我頓覺自己難辭其咎）。 第二天排練，鄭指揮要我於早上十一時到場，我準時到達，聽到樂隊早已在排練此曲，鄭指揮大汗淋漓，不停地在糾正演奏的失誤，令我感激萬分！我根本不會訓練樂隊，哪有資格指點細節？但心裏明白這全是為了我，鄭指揮不想讓我對樂隊失望。我何德何能，敢有此奢求？只要不出洋相就夠了。然而練習一兩次之後，我還是禁不住提出我對於此曲的全盤看法，並把歌劇的故事略略介紹﹕雖然威而第初寫的是悲劇，但如果奏得太慢或太沉重反而顯得拖泥帶水，何况譜中也有「presto」（急板）和「con anima」字樣，後者我故意譯作「激情」，於是順水推舟地說﹕「這也是一個愛情故事，各位都很年輕，要有浪漫激情！」這一說卻把自己的激情也帶出來了。我發現自己的右手打拍子時甚至在樂隊之先，稍快些許，沒有跟着樂隊走。記得香港的樂評界友人周光蓁曾經批評港樂的一位前任助理指揮，說他一無是處，竟然跟在樂隊後面打拍子。看來至少在這一方面我還有點「主體性」，不知不覺之間也把自己對樂曲的主見流露了出來了（至於我的左手，除了提示以外如何處理？我曾向蘇栢軒請教，他直截了當地說﹕「右手是技巧，左手是藝術，各個指揮不同，是不能教的」。）我雖然信心大增，但還是會出小錯，只好向這些年輕樂手們說﹕「到了緊要關頭，如我指揮亂了，你們千萬不要管我，只看樂隊首席！」這位極年輕的首席小提琴手游婉翎小姐似乎演奏經驗豐富，果然不負所託。在演奏當天（九月七日）下午綵排時，我登上新建的「新舞台」演奏廳的真正舞台，一時膽怯，第一次提示就出了錯，以為下一段由小提琴部開始，於是把兩手指向她，只見她不慌不忙把小嘴一噘，要我指木管聲部，令我幾乎無地自容，練了不下一百次，怎麼我還會出錯？綵排時我的表現特差，大概是心情緊張之故，於是自願留下來學習，在台下觀看鄭指揮排練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曲，節奏更複雜，但鄭指揮受過大師——包括 Lorin Maazel和Henry Mazer——的指點，出棒就不凡，樂隊也奏出全然不同的聲音。相形之下，我手下的「命運之力」就顯得有氣無力，無論我如何激情，還是不行。距離晚上正式演出的時間只剩兩個多小時，怎麼辦？返回下榻的台大立德賓館，心情沮喪，妻子見我默然無語，也不知如何是好。匆匆吃了一個三文治，真可謂食不知味，一頭又栽進《命運之力》的樂譜之中。六時半坐計程車回到新舞台途中，子玉叫我在車上深呼吸打坐，定下心來，後來她告訴我，在我出場前幾分鐘，她還在台下默默為我念佛經。我在後台更衣室，聽到第一個節目已經開始，於是以耳機演練一遍樂譜，發現自己突然放鬆了，一個人在更衣室慢慢踱步，心想反正豁出去了，台下有十數位我請來的朋友和學生捧場，父親在天之靈也必會保佑我。於是輪到我出場時，不慌不忙，左手提着指揮棒（姿勢是從名指揮Haitink的影碟上學來的），然後登上指揮台，看到台上一張張學弟學妹的面孔，心中湧出一股愉悅，台上台下都是我相認或不相認的朋友，何懼之有？我的指揮棒打下第一拍，管樂即時奏出《命運》的主題，我頓感自己太幸運了，有多少人作過指揮夢？而我竟然可以圓夢，這七分鐘的榮耀，我可以享用一輩子了！浮遊於雲朵之上 一曲奏完，自認沒有出大錯，團員也奏出最高水準，激情充沛！我回頭鞠躬時據說掌聲如雷，幾位老朋友還大聲叫好，但我完全沒有聽到，人早已驚呆了，只聽到自己向站在幕後的鄭指揮說﹕總算過了這一關！苦痛消失了，剩下的是歡樂。為什麼我要為這段個人經驗寫下這篇長文？除了個人的紀念意義外，也想以此為例和年輕一代的學子和朋友分享我對人生的心得﹕人各有命，但「命運之力」的運轉卻深不可測，人生機緣際遇往往靠了人、地、時三方面的「偶合」，然而有一樣東西卻是長存的，也只有自己知道，就是個人的興趣，必須要培養，也需要持之有恆。記得在第一天排練休息時有一位團員問我﹕對一生事業如何選擇？如何執著？我回答說﹕真正自己喜歡東西要執著，但興趣不一定變成事業，有時作為一個業餘愛好者更有意義；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你最執著的東西才是最珍貴的，不能輕易放過。人到了一定年紀以後，所感受的是人生整體的意義，及其真諦。
這一次的業餘指揮經驗，也改變了我自己，友朋們都說我看來頓時年輕了好幾歲，連腰背都挺直了！整個人輕飄飄的，猶如浮遊於雲朵之上。令我最感到滿足的是收到台大交響樂團團長何聲揚送給我的一張賀卡，內有將近卅位團員的簽名，還附有幾句話﹕ 「感謝您不辭辛勞地飛回台灣，一下飛機就趕來排練，排練的認真也令我們十分感動。從您的指揮投入的神情，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您對音樂的熱愛。」 這是任何「業餘指揮家」所能得到的最佳讚語！但願父親在天之靈可以聽到這一次的演出——爸爸， 我雖不能像你一樣專業，但我也盡了自己的力量，沒有「玩票」。現在把這篇文章獻給您，望能笑納。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