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版《巨流河》出版

一篇難寫的序──日文版《巨流河》出版

前言：
《巨流河》在台灣出版整整兩周年的今天，我手裡捧著國際快遞寄來的日文譯本，上下兩冊，山村燈下，看著自己童年的照片，竟不知已淚流滿面。
日本讀者會怎麼看這本書呢？中日戰爭那八年，有數百萬日本兵死在深不可測的中國大陸。而中國人，前十年被追殺奔跑，後六十年大離散，數千萬人數代湮沒。死者默默，生者豈可無言？
我日思夜想多年，也寫了多年，這本書在台灣，在大陸都有很多回響，但是這日文譯本的序卻最是難寫，太多該說的話，都寫不明白，剪不斷，理還亂，一世紀的傷逝憾恨怎麼說得明白？日文譯者池上貞子、深谷真理子，有如此超越出塵的文學姓名，也象徵了文學清朗的胸懷。一本書開始活著，是讀者說話的時候。（齊邦媛寫於2011年7月7日）小學畢業時的齊邦媛(左)，日文版《巨流河》分上下冊，上冊即以此照(局部)做為封面。
(天下文化提供)
巨流河是清代稱呼遼河的名字，她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遼寧百姓的母親河。啞口海位於台灣南端，是鵝鑾鼻燈塔下的一泓灣流，據說洶湧海浪衝擊到此，聲消音滅。這本書寫的是一個並未遠去的時代，關於兩代人從巨流河落到啞口海的故事。六十年來我在台灣，我讀書，教書，寫評論文章為他人作品鼓掌喝采，卻無一字一句寫我心中念念不忘的當年事──郭松齡在東北家鄉為厚植國力反抗軍閥的兵諫行動；抗日戰爭初起，二十九軍浴血守華北，犧牲之壯烈；南京大屠殺，國都化為鬼域的悲痛；保衛大武漢時，民心覺醒，誓做決不投降的中國人之慷慨激昂；奪回台兒莊的激勵；萬眾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慶，絕處求生的盼望；漫長歲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緬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戰士的容顏，堅毅如在眼前；那一張張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戰報、文告、號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跡淋漓未乾。那是一個我引以為榮，真正存在過的，最有骨氣的中國！
半世紀以來，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戰爭紀念館低迴流連，尋求他們以身殉國的意義；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著當年的沉船，愛丁堡巨岩上鐵鑄的陣亡者名單，正門口只寫著：「Lest We Forget」（勿忘！）──是怎樣的民族才能忘記這樣的歷史呢？為了長期抗戰，在大火焚燒之中奔往重慶那些人刻骨銘心的國仇家恨，那些在極端悲憤中為守護尊嚴而殉身的人；來台初期，單純潔淨地為建設台灣而獻身、扎根，不計個人榮辱的人。許多年過去了，他們的身影與聲音伴隨我由青壯、中年，而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幾乎已經太遲的時候。我驚覺，不能不說出故事就離開。似那尋覓築巢的燕子，我終於在桃園找到這間最後的書房，月升日落，身心得以舒展安放，得以一筆一畫寫出我這本心願之書。如今《巨流河》日文譯本即將問世，這篇序卻是難寫。我的國族，家庭命運深深陷在中日關係的歷史中，整整百年，千絲萬縷的愛、恨、情、仇，當從何處說起？
理智地來說，我終生不能了解，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怎麼會有那麼持久的，不停歇的傷害？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僅造成當年那數千萬人的死亡，也造成了至今仍有數百萬人，漂泊異鄉，至今數代不能回歸故鄉。
而在情感上說，中日兩國是近鄰，文化上自古都在師友之間。在我父親那一代很多的知識分子曾「東渡扶桑」去留學，在日本都有良師益友。2002年我專程去金澤市追尋我父親讀了三年金澤四高的足跡，終於找到紀念館。他們很興奮地在校友名錄找到1920級的齊世英名字，名字下面是一片空白。1920以後他去了哪裡？他由金澤四高畢業保送京都大學哲學系，轉學去了德國，回中國參加反軍閥革命，結識了當時的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中日戰爭後再度相見，曾多次聚談，吉田茂是他終生欽佩的政治家。我在金澤住了五天，每天在古巷舊街間行走，拜訪古蹟及著名的兼六園，記得父親在世時常常說起在金澤讀書美好的歲月。想著這近百年的中日恩怨真是感慨萬千。在那八年漫長的對日戰爭中，我對日本人最清晰的印象是1945年二月，中國農曆年剛過，在那美麗的三江匯流的四川樂山古城，極寒冰的早晨，我與三位同學去文廟上朱光潛老師的英詩課，由文廟廣場進了廟門，迎面看到櫺星門旁石柱上貼了一大張毛筆寫的布告，墨汁淋漓似尚未乾：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國巨型飛機一千八百架轟炸東京，市區成為火海。日本首相小磯惶恐，入宮謝罪。
站在這布告前的數百個中國大學生，已經在戰爭中熬了八年之久，大多數的人全靠政府公費生存，衣衫襤褸，面黃肌瘦，在大塊石板鋪的文廟正庭，無聲無言地站著，讀到這樣的復仇消息，內心湧出複雜的欣喜。
我也無言無語，沉痛而歡欣地站在石柱之前，想像那遮天蔽日的死亡降臨之際，有些女人把在中國戰場戰死的情人或丈夫的骨灰綁在和服的背袋裡，火海裡，這些骨灰將被二度焚燒……
1947年，初來台灣大學任助教時，在單身宿舍，第一次睡在榻榻米上，長夜漫漫，在窗外樹間聽收音機播放〈荒城之月〉，在音樂中忘記它是日本歌，令我想起在崇山峻嶺的川黔路上逃難時，荒郊寒夜的風聲犬吠；想想那數百萬死在侵略中國戰場上的日本兵，雖是我們痛恨的敵人，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們回家吧。
近七十年後2011年，我在台北看到日裔美籍攝影家中川治（Osamu James Nakagawa）的展覽：以Banta「崖」為名。戰後出生的藝術家，用最新科技攝製一系列沖繩島的斷崖絕壁，想用色彩沉重懾人的岩石和洞穴寫真，重現二次世界大戰時數十萬人跳崖的悲痛。崖間的和平公園是我一直想去參訪之地。我寫《巨流河》時心中亦是充滿了那樣虔敬而悲痛的心情。
感謝池上貞子、神谷真理子教授將此書譯成日文出版，感謝黃英哲教授的促成與種種協助。願此書日文版之問世，可增加我兩國民間的認識，尤其是知識分子對災難的態度，增加人類的悲憫心，促進世界的和平與和諧。
感謝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以〈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這樣切中我心的評論，為此書作真正的導讀。他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專家，兼蓄歷史眼界與文學胸襟，對我所寫的時代和家鄉有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能見人所未見，點明這是一本「惆悵之書」。書中人物有許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自幼耳聞目睹，他知道他們打過的每一場仗，跑過的每一條艱難路，知道他們所秉持的理想和護住的聖潔的人性光輝，絕不能粗陋地以成敗論英雄。感謝他鼓勵我，回應時代暴虐和歷史無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學書寫超越政治成敗的人與事。
書寫前，我曾跟著父母的靈魂作了一趟返鄉之旅，獨自坐在大連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島嶼。回到台灣，在這間人生最後的書房，寫下這一生的故事。即使身體的疲勞如霜雪重壓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盡燈枯，我由故鄉的記憶迤邐而下，一筆一畫寫到最後一章，印證今生，將自己的一生畫成一個完整的圓環。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將化為灰燼，留下這本書，為來自巨流河的兩代人作個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