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真相的捷徑 - 吉迪恩•拉赫曼

如果你想了解19世紀的俄羅斯，是讀歷史書更好呢，還是應該去讀《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 歷史能提供事實真相，而托爾斯泰(Tolstoy)或許能加深你的了解。
即使是對於當代政治，小說有時也能提供比非小說更深刻的洞察。 希沙姆•馬塔爾(Hisham Matar)情節緊張、扣人心弦的小說《一分為二的童年》(In The Country of Men)，就比任何報紙都更有效地揭露了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er Gaddafi)統治下的利比亞的殘酷面貌。近年來，西方記者總是不由自主地把卡扎菲當作一位來自喜劇中的獨裁者——他穿著搞笑的外衣，演講彷彿做秀，而據維基解密(WikiLeaks)電文披露，他還有一位“妖艷肉感的烏克蘭護士”。 《一分為二的童年》卻會尖銳地提醒讀者，卡扎菲統治下的利比亞是一出悲劇，而不是喜劇。 這本書描寫了生活在利比亞獨裁政權治下令人窒息的恐懼：背叛、逮捕、折磨以及人際關係的扭曲。馬塔爾的父親是利比亞前外交官，一位異見人士，1990年在開羅失踪，可能如今仍囚禁在卡扎菲的監獄裡。 他兒子的小說2006年甫一出版，便登上了英國頂級文學獎項布克獎(Booker Prize)的候選名單。
書中的背景設定在1979年，這一事實悲哀地提醒著讀者，利比亞已歷經了多久的苦難。一位因密謀推翻獨裁​​ 政權而被判刑的民主活動人士堅稱：“呼喚公正是我們的責任。”班加西(Benghazi)和其他地區挺身而出的抗議民眾一定也在說著同樣的話，思考著同樣的事。馬塔爾本人正在倫敦專注著事態發展，他的新著《失踪的剖析》(Anatomy of a Disappearance)剛剛在此出版。小說能夠以獨特的情感力量揭露不公，因而可以改變歷史。 哈里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激起了人們對奴隸制的憤慨，幾年後，美國南北戰爭爆發了。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成為了對蘇聯古拉格之殘酷的標誌性記述。那麼關心政治的旅行者今年應當帶上哪些小說呢？如果說馬塔爾是最不遺餘力地揭露卡扎菲統治下利比亞社會現實的作家，那麼《亞庫班公寓》(The Yacoubian Building)（2002年出版）的作者阿拉•阿斯萬尼(Alaa Al Aswany )就是最好地抓住了胡思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治下的埃及無盡挫敗感的小說家。 馬塔爾的小說充滿悲劇色彩，而阿斯萬尼的作品卻滿是黑色幽默。 作品刻畫了這樣一個國家：試圖通過誠實努力獲得發展的人總是遭遇挫折、受到羞辱，然而擁有政治人脈的腐敗之人卻總是能平步青雲。讀罷《亞庫班公寓》，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解放廣場上會有那麼多要求變革的憤怒年輕人。在讀到《一分為二的童年》之前，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政治”小說是庫切(JM Coetzee)的《恥》(Disgrace)，閱讀這本書時我正在南非訪問。 在庫切的祖國，既有人以他為傲，也有人將他視為眼中釘。 他是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但也是一個流亡者和一個阿非利卡人(Afrikaner)，他的作品描繪了“新南非”的黯淡景象。 《恥》是一部文學作品，而不是政治宣傳冊，所以不應該從中直接吸取教訓。 但即便如此，這部小說還是鋪陳出現代南非的一些方面，尤其是令人無助的對犯罪的恐懼，以及“政治正確”對剛剛經過改革的南非各所大學的支配性影響。
有一部小說讓我對自己關於現代印度的假設進行了反思，那就是阿拉文德•阿蒂加(Aravind Adiga)的《白虎》(The White Tiger)。 像許多外國記者一樣，一提到這個國家，我就會想起一些陳詞濫調：蓬勃發展的經濟，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以及良好的法治傳統。 阿蒂加的這部作品揭示了窮人遭受的剝削以及殘忍和無法無天的行徑，而這一切經常都隱藏在那些光鮮的口號背後。 這部作品做到了小說往往比新聞報導做得更好的一點：將無權無勢者的故事以戲劇性手法講述出來。小說能讓無聲者發出聲音，因此我們有時候需要用小說來傳達為什麼埃及和利比亞應該進行革命了，或是為什麼儘管印度經濟年增值率達到8%至9%，印度卻還會受到毛派叛匪的滋擾。因為了解這一點，所以我有時候會詢問海外的朋友，他們那裡最近出了什麼好小說。 一位俄羅斯同事最近告訴我，這個誕生過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的國度已經不再創作偉大的文學作品了。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顯然更擅長犯罪驚險小說。 在中國的同事讓我關註一下王曉方的《公務員筆記》(A Civil Servant's otebook)，這本書的英文版將於今年晚些時候出版。 王曉方是一位前公務員，他通過筆下鮮活的小人物記述了官場的腐敗，在中國頗受歡迎。 對於許多不得不在自己幾乎毫不了解的中國體制中工作的外國商人，書中涉及的問題也有參考價值——但這要求作出在本國能夠避免的道德妥協。這個故事的寓意並非局限於中國。 你會希望，那些天真的教授們，那些急於和卡扎菲做生意的不那麼天真的商人們，如果能先讀一下《一分為二的童年》，他們或許會有所遲疑。 有時候虛構的小說可能是通向事實的最佳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