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癌高手黃達夫 巡房不看表

走進台灣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挑高、明亮的空間，更像座美術館，而不是一家醫院。這裡是黃達夫實踐他對醫學信仰的基地。到病房巡視時，黃達夫絕對不看手表。因為「問題沒解決、病人還沒有穩定下來前，我就不能離開」，這是他在美國杜克大學深造時學到的。「對病人而言，這是攸關生命的問題」，面對生命，黃達夫一絲不苟。1939年在台灣出生的黃達夫，童年有戰火、炮聲的記憶。五、六歲時一顆炸彈就落在住家大龍峒孔廟附近的水稻田裡，戰機成天在台北城上空掃射，父親決定由母親帶著姊弟四人搬遷到桃園大溪。在鄉下，母親要求每個孩子寫毛筆、畫畫。黃達夫工整的字跡，就是在空襲疏散時練出來的。父親畢業於東京帝國商科大學 (戰後改名為一橋大學)，是位銀行家。家境雖然優渥，但黃達夫印象中母親總是一身樸素棉衣。母親的正直、嚴謹與節儉，影響黃達夫很深。黃達夫的執著，從他學小提琴可以看出來。初高中六年，黃達夫在課業之外，全心投入小提琴，常常練了七、八小時還不肯罷手。一直到現在，他的左肩鎖骨比右肩稍高，手指上的厚繭都是年少時練琴留下來的。念台大醫學院時，令他最難忘的課程是大一旁聽殷海光的課。當時全班只有五位學生，上課時，殷海光就坐在桌上和學生自由對談，談哲學、論邏輯、分析方法。殷海光嚴謹的思考模式，讓他茅塞頓開。
在台大醫學院，還遇到兩位重要導師，讓黃達夫決定赴美深造。當時哥倫比亞外科教授喬治‧韓佛瑞、俄亥俄州的醫學院長查爾斯‧多恩到台大授課。黃達夫記得，多恩教授善於分析症狀、解剖問題，抽絲剝繭找病因，推理過程讓黃達夫十分神往。黃達夫和未婚妻在一九六五年出國到賓州深造，想看看到底人家是怎麼做學問的。
在美國，黃達夫說他十分幸運，多少人可以像他，能遇到三位諾貝爾獎得主，並且近距離共事？在賓州大學與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巴魯克．布倫伯格（Baruch S.Blumberg）教授見習，讓黃達夫見識什麼是真理的追尋，布倫伯格後來因發現Ｂ肝病毒得到諾貝爾獎。一九六七年，他到杜克大學進修，兩位因藥學研究獲一九八八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希欽斯（George Hitchings）和艾利恩（Gertrude Elion），引領黃達夫有更成熟的醫學視野。在賓州大學，黃達夫看到許多醫師的典範，醫者不止看病，還會花時間瞭解病人的家庭狀況，出自內心地關心病人。剛回台灣時，黃達夫很不習慣學生問他：「黃教授，你猜這是什麼病？」他會說：「對不起，我不猜，但我可以推理。先看病人有那些症狀，以前診斷時用過什麼檢查或治療方法，有沒有成功？推理出幾種可能，要先做那幾個檢查…。」黃達夫說。人不是神，誰都可能犯錯，診斷不能三級跳，但慢慢推理、分析，就不會出大錯。有一次醫院裡病例討論，一位美國籍教授從病人年齡、主訴、檢查、胸部X光等內容，推論可能症狀，最後再看病理切片確認；另一位台灣教授直接看了Ｘ光，就很神地診斷是什麼病。黃達夫感嘆，這是台灣看病文化下，醫師被訓練出的「直覺」；門診裡，醫師幾分鐘就打發一個病人，在這種情況下醫師根本連想都不用想──用猜的！黃達夫認為，台灣醫療品質的癥結在教育。傳統的醫學訓練過程教出來的學生習慣從書本找答案；但從病人身上學到的，才是活的知識。黃達夫好幾次受聘編寫教科書，但常有頁數限制，有些編者要求舊版本教科書已有的內容不能多寫，「這樣濃縮的東西怎麼可以當成照顧病人的指南！」黃達夫隨手從書架拿了一本基因學教科書，「看，這些內容已經是濃縮再濃縮，講基因的章節只有六頁是不夠的。」闔上書，他感慨：「但現在學生連這個都不讀完，還有應付考試的濃縮版。」近年黃達夫花了許多心力演講、投書，不厭其煩地闡述他對醫療品質的理念：「病人不是顧客，醫院也不是商店；好醫師的定義，不是他能創造多少績效，而是他願意為病人付出多少。」醫學改革的路艱辛又漫長。即使同儕認同黃達夫的理想，但健保給付總額就像緊箍咒。黃達夫說起妻子送他的一句話「滴水可以穿石」：一大盆水潑出去，一下子就不見了；小水滴只要方向正確，持之以恆，終可穿透岩石。他期待有更多的小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