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將

名人 妙論話麻將
●麻將，亦稱麻雀，是中國民間風行的博戲之一。麻將之戲，中國古已有之，古稱馬吊，又稱葉子，最初是一種紙牌，後來逐漸演變為今日的麻將牌。
麻將被稱為中國的「國賭」，是因為它歷史悠久，據說在明代已經有了這種戲具。
明末大學士周延儒酷愛馬吊，《霜猿集》載：「壬午（公元一六四二年崇禎十五年），京師戒嚴，延儒奉命視師，上親餞之，賜上方劍旌旗，呼擁甚盛。既出都百里，旗牌持令箭飛馬回京。大司馬方退朝，遇之大駭，謂戎信孔迫也。都人驚疑相告，既而知為取紙牌諸弄具而已。」
時人有詩譏之曰：「令箭如飛驟六街，退朝司馬動憂懷；飛來頃刻原飛去，立限回京取紙牌。」
麻將是中國一種最普及的博弈娛樂活動，深受普羅大眾的喜愛，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都樂此不疲。近代許多文化名人，不少都有此喜好，他們對搓麻將有不少奇談妙論。
梁啟超對麻將情有獨鍾，除了讀書以外，打麻將便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了，他曾說過：「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
據說梁啟超在報館做事時，有許多社論、時評文章，都是他在麻將桌上口授而成的，一心能夠二用，打牌寫文章兩不誤，實在令人佩服。
梁實秋認為，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麻將，他還寫過一篇《談麻將》的文章。雖然如此，但他打牌的技術並不高明，儘管他的許多朋友都是此中高手。
有時被人硬拉上牌桌「湊腳」，玩一下就感到吃力，認為打牌不如看牌輕鬆有趣，所以他只願意作壁上觀。
他說：「我不打牌，並不妄以為自己志行高潔。我腦筋遲鈍，跟不上別人反應的速度，影響到麻將的節奏……打牌本是娛樂，結果往往自尋煩惱，又受氣，又受窘，所以乾脆只好看。」
詩人徐志摩對鴉片與麻將有一番妙論：「男女之間的情和愛是有區別的，丈夫絕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況鴉片煙榻，看似接近，只能談情，不能做愛。所以男女之間，最規矩最清白的是煙榻，最曖昧最嘈雜的是打牌。」
傅斯年在《麻將哲學》一文中認為，為什麼麻將廣受歡迎，是一百三十六張麻將牌，包含了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打麻將能贏，關鍵只要運氣好，手氣好。
他進一步分析：「我們中國人的生活也是這樣，只要運氣好，機會巧，一路順風，就可以由書記而主席，由馬弁而督辦。倘若獎券能夠中頭彩，那末不但名流聞人，可以唾手而得，並且要做什麼長或什麼主任之類，也大是易事。所以我們中國人最注意的是天命。」
胡適在《漫遊的感想》中專門寫了《麻將》一節，其中說：「英國的國戲是Cricket，美國的國戲是Baseball，日本的國戲是角抵，中國呢？中國的國戲是麻將。」
他還專門算了一筆賬，打麻將每四圈大約消耗時間兩個鐘頭，如果全中國有一百萬張麻將桌在開檯打牌，每桌打八圈，這就得費時四百萬個鐘點，損失了十六萬七千日的光陰。
他不無感慨地感嘆：「從前的革新家說中國有三害：鴉片、八股、小腳。鴉片雖然沒有禁絕，總算是犯法的了……八股的四書文章是過去的了，小腳差不多沒有了，只有這第四害，麻將，還是日興月盛，沒有一點衰歇的樣子，沒有可以說它是亡國的大害。」
胡適把麻將看作是亡國的大害，似乎過於嚴重，其實胡適是有過兩段時間沉迷於麻將的，一段是他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另一段是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時候。
前一段是借麻將以解憂消愁，後一段時間則是為了消閒，他在《藏暉室日記》中寫道：「連日百無聊賴，僅以打牌以自遣。」
著名作家柏楊對於沉迷於賭博的賭徒有極其精妙的描述，認為從朋友到牌友再到賭友是一種墮落。
他說：「再要好的生死之交，一旦在牌桌上坐下，就會現出原形。平常用錢不分彼此的，現在為了一塊錢都會面紅耳赤；平常推心置腹的，屆時便是欺之詐之，你投你的機，我騙你的牌；平常動則大筆款項往來，一賭起來，便是一個銅板都如臨大敵。如此這般，終有一天黯然無光。」
他還認為，每一個人的氣質和品德，在牌桌上都會徹底曝光，暴露無遺。
他說：「對一個人個性和品格的觀察，僅從表面上判斷，不容易得到結論，但若請他打個小牌，便很容易看得明明白白。有些人一夜不和牌都不動聲色，有些人兩圈不和牌，就像『光隆輪』一樣，渾身冒起煙來，爆炸一次又一次。」這真是觀察入微、真知灼見之談。
吳稚暉對打麻將則是深惡痛絕，他在日記中認為，打麻將比抽鴉片煙更為禍害。
他說：「我學不會的事很多，就是現在小孩子都會打的麻將，我竟不曾學得成。因為我未滿二十歲就覺得中國有兩件事將為大患。一是鴉片，壯丁變成了廢丁。一是麻將，有用的時間變了沒用。」
「麻將更毒於鴉片，鴉片是體面人遮遮掩掩的抽，麻將是大家公開的打，上等人以為雅事，又有東西洋人的讚賞。就拿賭博的本身來說，番攤、牌九、輪盤，都要叫警察老爺注意，體面人賭了也不算不名譽的。」
「惟有麻將──無貴無賤，無南無北，無男無女，無老無少，無窮無富，無中無外，一致的擁護它。我卻憤憤不平，以為如此猖獗，我無力打倒它，至少與它不合作。」（司徒崇）